国史研究要遵从真善美的统一

——《信史立国》读后

《信史立国》，程中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信史立国》一书，是程中原研究员所著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研究（简称国史研究）理论、实践与方法的专题文集，是一部党性、科学性和创新性兼备，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国史研究力作。

　　以“信史立国”作为根本立意彰显出强烈的学术使命意识

　　国史研究是一项具有很强理论性和政治性的史学工作。由于国史研究在内容上的高度现实性，因此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一般性的历史研究。国史研究不但要遵从“求真”这一历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同时又需要在求“真”的基础上追求“善”和“美”，这种“善”和“美”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努力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在研究过程中只片面强调学术性而忽略政治性，将求“真”的学术原则与求“善”和“美”的政治价值目标割裂和对立起来，必然既不利于党和国家的事业，又会从根本上损害国史研究的学术事业。

　　在国史研究和编撰工作中是否坚持正确的政治取向和以学术服务党和国家事业的使命意识，既关系到国史研究的性质和前途，也关系着党和国家的根本尊严和利益。在此方面，作者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学术自觉和政治清醒，努力追求党性和科学性的有机统一，以“信史立国”作为书名，实际上就是标明了全书的根本旨意和鲜明立场。

　　针对国内外一些人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说成是不断犯错误的历史，是失败的历史等现象，作者指出，这些言论目的是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诋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荣誉，丑化、妖魔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对于一切贬损、歪曲、造谣、污蔑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言论和行动，一定要用历史的事实，科学的分析，理直气壮地予以坚决的驳斥。

　　着眼于国史学科建设来阐明国史研究和编撰基本原则

　　应该说，国史实际上还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亟待加强研究和建设。本书作者高度关注国史学科建设，始终注意把对国史重要问题的研究与学科建设基本问题结合起来，对国史学科的特点、方法和关键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在书中，作者不但对国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和指导思想，国史的主题、主线和主流，国史和党史的联系与区别，国史的分期问题，国史中重大疑难问题的考证和口述史的原则与方法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而且对国史研究和学科发展的历史，对国史研究中两项国家级重大工程的经验进行了深入总结，提出了诸多富有新意的见解，比如“国史的主题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开创和发展，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主线”、“国史的主旋律是肯定成绩，是充分叙述党领导人民进行的奋斗和创造，取得的胜利、成就和经验”等。

　　关于国史的主要功能和国史写作的基本原则，作者在书中明确提出：一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和荣誉；二是资政、育人、护国；三是为党和国家的大局服务。作者指出：在国史研究和编撰中，要遵循《历史决议》与中央文献，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指导，写出一部中国人民的奋斗史、创业史。此外，作者还结合参与组织和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的经历，谈了关于国史编写的九点体会，如要十分重视档案资料的查阅、收集和整理，重视口述史料的采访、收集和整理；心里要挂着问题，时时处处留心，同国史编研联系起来；要不屈不挠，自强不息。这些个人体会，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和现实指导性。

　　重视对历史关节点和重大事件的历史考辨和理论阐释

　　本书第三编篇幅不大，却集中讨论了国史中的一些重要关节点、难点和疑点。

　　——在谈及“文化大革命”评价问题时，作者指出：在研究和叙述1966至1976年这十年共和国历史的时候，应该把“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加以区别，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如果不加以区别，就很难全面地反映“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面貌。“文革”的发展趋向也不是单一的，事实上存在两种趋向、两种历史。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不仅是一场内乱的历史，而且是一部人民不断纠正错误的斗争的历史。讲“文革”的历史，只讲内乱、破坏，不讲建设，是不全面的。在“文革”十年中，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探索趋向并未完全中断。

　　——在分析1975年整顿中断的原因时，作者认为：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导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必然的，因为邓小平和毛泽东在三个层面上存在明显的分歧。第一，在实践层面上，是肯定“文化大革命”，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第二，在路线层面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三，在理论层面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认识不一样。

　　——针对国内外关于“文革”结束时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的流行说法，作者明确指出：经过1975年整顿，我国完成了“四五”计划。这一重要经济成效，同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无论如何是说不到一起去的。至于扩大开去，用“崩溃边缘”来评价整个“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国民经济，更是经不起事实的检验的。“文革”给经济建设带来了巨大损失，但应看到，“文革”时期十年，经济建设没有停顿，国民经济建设还是向前发展的。这是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成果。

　　——在论述华国锋是否曾经阻挠邓小平复出这个问题上，作者指出：在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上，华国锋的方针是让邓小平恢复工作，但要等待时机成熟，所谓“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没有什么不对。粉碎“四人帮”后不能“马上”出来，要晚一点，是稳妥的。对“尽快”的要求，华国锋采取“拖”的办法，跟当时的党心民意，有不一致的地方，甚至说有违党心民意，也不为过。不过，这也不是华国锋个人的专断，都是当时中央领导集体决定的。

　　这些分析和判断视角新颖、析理精当、言必有据、实事求是，充分体现了作者在分析和评价国史重点难点问题上的专业能力和理论素养。（作者分别为：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