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新年伊始，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出版了新著《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和《未来三十年：改革新常态下的关键问题》。前一本书是作者对其2010年旧作《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的补充和修订，后一本书是作者紧扣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所作的最新观察和思考。从内容上看，两部新著集中于作者所擅长的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洋洋洒洒、鞭辟入里。从方法上看，作者不仅将中国的情况与西方，也与“亚洲四小龙”和日本，还与拉美等发展中国家，作了历史的比较和分析。以若干关键词（组）为线索，作者在两部新著中所论及的议题包括：法制与法治、经济改革与社会改革、国家基本制度建设、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新利益与既得利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分权与集权、反腐败与吏治改革、顶层设计与重在执行、经济模式与政治模式，等等。

　　考虑到两部论著的实际厚度和思想深度绝非一篇书评所能轻易承载，掩卷沉思之后，笔者提出一个问题，即“作者所言的中国模式将如何参与或塑造中国的未来”？

　　作为在海内外较早提出并论述“中国模式”的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教授“把中国改革和发展经验作为一个社会事物来做经验探讨”，而非过于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地对中国模式作出道德判断。为将自己与其他讨论参与者区别开来，他在《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中详细地指出了中西方对中国模式存在的“认知错觉和幻觉”。抛开审美的角度，作者理性地认为，“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并且至少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讨论，一则中国模式的文明性，二则中国模式的改革性，三则中国模式的政策性。模式即结构，产生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模式所存在的问题，就是其三个主体性结构——经济结构、经济和社会结构、国家和社会结构——之间的不平衡。如果处理得当，这些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始终保持开放性的中国模式将得到进一步优化和完善。根据郑永年教授的理解，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体制（模式），要解决其三个主体性结构之间不平衡的问题，就要继续深化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且要保证改革的有效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模式的最显著特征就是改革性，改革是避免中国模式走向封闭僵化的最大动能，改革是战胜所有风险挑战的最好办法。一言以蔽之，中国模式就是学习理论指导下的改革模式。

　　在了解到郑永年教授所讲的“中国模式是什么”之后，读者自然会想知道“该模式会为中国的未来带来什么”？因为，截至目前，大家所谈论的中国模式是对中国改革发展既往经验的总结和提炼，它可以解释或有助于人们理解“中国从哪里来”这一海外中国研究中的核心问题，然而，尚未固化、必定要走进未来的中国模式将如何影响中国的下一个三十年？在改革模式的大框架之下，中国将向何处去？这同样是海外中国研究者们和所有相关人士所关心的另一个核心问题。

　　郑永年教授在其另一部著作《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中，直面改革所面临的各种关键性问题和阻碍，既表达了对中国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认同和信念，也表示出对中国改革前景的某种担忧，称中国将面对一个“不确定的未来”。的确，中国改革开放一路走来，一直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初始的动力明确、目标明确、方向明确之外，其他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包括不确定的过程、不确定的结果和不确定的再改革、再开放。但是，就是在这样不确定的开放系统中，产生出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中国模式。那么，假以未来三十年或更长的时间，谁又能保证不会出现中国模式的升级版来引发世人更多的讨论兴趣？更何况，一般来讲，谁的未来可归之于天命而那样确定不移呢？

　　事实上，在细细品读了郑永年教授的两部新作之后，读者们发现，改革模式虽然不能框定中国未来详尽的完整图景，但它可以启发和引导人们关注两个极其重要的变化方向，一个是强政府，另一个是大外交。前者关系中国的内部转型，后者关系中国的外部关系。

　　在未来中国，强政府的出现，将是围绕基本国家制度建设而进行的一系列有效改革的结果。其中，在理论上涉及三对重要关系的妥善处置。第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成功运用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现在基本上已被认为是一个市场经济体，尽管还是不同于西方传统概念下的市场经济。之所以与西方的市场经济不一样，就在于中国的经济模式主要表现为混合所有制经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其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多年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确立企业真正的市场主体地位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但鉴于国有企业之于政府的依附关系和一直以来政府宏观调控的强力有效，中国的经济改革势必还要由政府来大力推进。在此意义上，郑永年教授认为，中国未来还会有一个强势政府。第二，分权与集权的关系。一个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权或集权，另一个是国家向社会分权。中央政府制定大政方针政策，进行顶层设计，必然需要集中权力做大事。党的十八大以来，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机构，以及启动力度空前的反腐败工作，都是新一轮集权的表现。这些既是必要的，也是及时的。与此同时，中央还需要继续向地方分权，以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杜绝官员不作为的不良现象。另外，政府退出一些不必要施力或少用力的领域，培育并支持社会性力量在国家治理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也是国家向社会分权的题中应有之义。第三，经济改革与社会改革的关系。有效的经济改革使国家积累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使其有条件进行造福百姓的社会改革。但在经济领域的市场化、商品化的方法，不能或者说不能完全地应用到社会领域中来。经济改革中出现的贫富分化现象等，需要通过社会改革来加以改善和消除。而社会领域的再次市场化只会让社会分配更加不公平、不公正，进而导致社会矛盾的恶性爆发。而且，一般而言，政府具有法定的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功能，应该是一个服务型政府，特别是在医疗卫生、教育和住房保障等领域，政府必须尽责。反过来，成功的社会改革意味着藏富于民，有利于建设内需社会，从而进一步推动经济改革的健康发展。

　　在未来中国，大外交的成型，将是中国全面可持续崛起的必然结果。三十多年来，中国自身的快速发展已成为世界变化的关键变量，中国通过改变自己改变了世界。冷战结束之后，世界在很多方面从大致平衡转向了大致不平衡，比如，全球力量中心、资源分配格局和人财物及信息的流动正由西方向东方转移。不过，显然这种改变对中国是有利的，对全世界也是有益的。但对于这种种的不平衡及其为中国所造成的实际困难，比如，美国对中国实施的战略包围、周边国家对中国充满疑惑和质疑、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期待高涨等，都促使中国必须使其达至重新平衡。在此意义上，中国大外交时代的来临，或许预示着一种“平衡大外交”的问世，大致可从以下三个层面来理解。首先，力量的平衡。一方面，自身的软实力和硬实力要相互匹配、达到平衡，这是中国推行平衡大外交的实力基础和内在条件。具体是指，中国在稳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的同时，应努力提高软实力，特别是加强中国外交的文化性，使其外交文化对外产生亲和力、吸引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注意平衡中国在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力量分布，防止用力不均所导致的权力失效。尽管中国外交在传统上都会设定若干优先方向，但在中国成为全球大国之际，更为重要的则是如何合理运用中国的力量，以实现国家利益、承担国际责任。其次，战略的平衡。这是比较意义上的一种平衡大外交，是相对于他者而言的。在中国成为全球性大国之后，必然面临着比现在更大、更多的外交挑战和困局。比如，在亚太地区，届时美国维持世界领导者的意愿将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日本借力美国与中国争夺地区领导地位的行动会更激烈，而印度、俄罗斯、东盟等大国和国家集团，也将根据自己的利益参与该地区的力量博弈。对此，中国与其被动地接受挑战，不如学会下先手棋，对其进行战略反制或主动的战略平衡，积极发展与美国及其盟友之间的结伴不结盟关系，缓解战略压力。再次，空间的平衡。中国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陆地国家，但其海洋意识已初步萌发，并将建设海洋强国当做实现中国梦的一部分来积极推动，正在推进的“一带一路”战略即体现了这样的考虑。然而，中国的全面可持续崛起，除了需要具备郑永年教授所说的完善的陆地地缘战略和海洋地缘战略之外，还需要在深海、太空、极地、网络等领域奋发有为，以延展中国外交的战略空间和战略转圜余地。值得注意的是，平衡大外交并不是一种扩张式的强权外交，而是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在中国发展新阶段的更成熟运用，符合自身的国际定位和对外战略，同时对世界的和平发展也是有利的。

　　综上，前述关于中国模式及其对中国未来意义的阐述，仅仅是一种个人理解，改革模式或许无法准确地概括中国模式，强政府和大外交或许也根本不会发生。一切探讨都只是当下的，所有设想都只是一种可能，但假设是科学研究的前提，一切正反思考都是有意义的，只要是基于用心的观察和对思想火花的敏锐捕捉。在此意义上，郑永年教授的这两部新著所留给读者的，除了对一些相关知识的深化和理论认识的升华之外，在对“中国案例”的宏大叙事中，还有着很大的解读和想象空间，也为将来更多的讨论和争辩留白。

　　（作者徐庆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