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国家（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共性与差异，是探究亚洲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及政治发展规律性的窗口——

“慢亚洲”何以慢，“快亚洲”何以快

《民主与发展——亚洲工业化时代的民主政治研究》，房宁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在今日中国，政治学、比较政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学术活动，早已超越了个人的层次而上升至国家与民族的现代化运动的境界。时代与国家的需求，为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动力。今天的我们，再也不会像几十年前那样懵懂无知地观看世界，再也不会因“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而头昏目眩、六神无主了。今天的我们，已具有了自身工业化、现代化以及社会发展、社会转型的经历，一定程度上我们也是“过来人”了！这样的经历与体验使我们初步具备了客观观察世界、研究世界的基础。

　　自2008年开始，我们开展了对亚洲国家和地区政治发展的调查与研究。多年来，我们课题组先后在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伊朗、越南、菲律宾、印度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展开调研，调研这10个国家和地区自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的政治发展状况与进程。这10个国家和地区如果以工业化、现代化发展为尺度，大致可分为“快亚洲”和“慢亚洲”两种类型。

　　在差异性中发现问题，在重复性中寻找规律

　　每个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历程都是有差别的，欧洲与美国不同，美国与日本不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同。但迄今的历史表明，工业化、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经历。当代社会变迁的实质是因工业化而引发社会结构变动，因社会结构变动而导致政治发展。从这个维度观察，世界各国和各个民族走向现代化的方向是共同的，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具有相似性。根据我们的观察与研究，这里的所谓“相似性”是指走向现代化的动力机制、限制性条件以及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相似的。当然，各个国家和地区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又是具体的，这又意味着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道路是有差别和各具特色的。亚洲国家（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共性与差异是我们研究的焦点，是我们的兴趣所在，因为这是探究亚洲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及政治发展规律性的窗口。

　　相应于在差异性中发现问题，在重复性中寻找规律是比较研究的另一方面内容，二者构成了比较研究的基本含义。

　　比较研究中的重复性问题不是现象层面的，对重复性的观察与比较主要不是在现象层面展开的。亚洲政治发展千差万别，即使是一些相似现象也未必具有揭示本质的意义。根据我们的研究体会，所谓“重复性”，是政治发展机制性层面的问题，是与政治发展条件、动力、趋势最直接的那些相关性意义上的重复与相似。简而言之，政治发展中存在的相同或相似的机制是反映规律性的关键。

　　东亚以及东南亚部分国家伴随工业化的政治发展呈现出机制上的高度相似性，以至于国际学术界以“东亚模式”对其工业化时代的政治发展进行概括。“东亚模式”主要发生于东北亚的日本与韩国，以及东南亚的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上述国家在工业化的初中期阶段不约而同地出现了所谓“威权体制”的政治模式，“威权体制”成为这些国家快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体制性原因。“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东亚地区工业化与政治发展进程中产生的一种政治—社会机制，这就是我们所概括的“权利与权力对冲”的机制。

　　亚洲国家（地区）作为后发国家（地区），形成了具有明显区别的两种道路，应算是亚洲一大“洲情”

　　通观亚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史发展进程，如果以工业化、现代化发展为尺度，人们可以大致将亚洲国家（地区）划分为两种类型，即：一类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阶段性实行“对冲”型体制的快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地区），堪称“快亚洲”；另一类以菲律宾、印度为代表的长期实行权力分散型体制的民主政体国家（地区），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十分缓慢，社会问题丛生，堪称“慢亚洲”。

　　从现当代世界历史视野中观察，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和非洲尽管内部也存在差异，但在工业化进程中呈现出如此差异，明显地存在两种发展模式的并不多见。20世纪中叶，东欧实行苏联模式，在欧洲形成了两大板块，应为现代世界历史上的另一事例。亚洲国家（地区）作为世界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后来者，作为后发国家（地区），形成了具有明显区别的两大模式、两种道路，应是亚洲工业化及政治发展的一大特色，应算是亚洲一大“洲情”。

　　从所谓“快亚洲”的情况看，日本在战后进入“55年体制”后，经济迅速增长，创造了连续19年国民经济超过两位数增长的奇迹；新加坡在建立“59年体制”后，连续35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超过8%；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建立军政体制后，也进入到高速发展阶段，连续25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超过9%；泰国20世纪50年代末建立起了第二个威权体制，此后的10年，即整个60年代，泰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高达8.4%；印度尼西亚因1965年政变建立起苏哈托威权体制后，连续25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超过7%.伴随着一个个“威权体制”的建立，这些国家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有所提高，社会面貌有了很大改观，一代人目睹了城市景观线的改变，从而也赋予了这些国家政权以选举以外的功能合法性。

　　与“快亚洲”形成对照的是所谓“慢亚洲”，即以菲律宾、印度为代表的另一种发展模式的国家（地区）。菲律宾和印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批获得独立的亚洲国家。自独立建国后，菲律宾和印度都在西方大国的影响下，效仿英美体制建立起了本国的政治制度和体制，并且在战后长达70年间基本保持了制度与体制的稳定。但在政治制度和体制基本保持稳定的情况下，菲律宾和印度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并不顺利，经济社会相对迟缓，成了当代工业化、现代化史上的另类样板。

　　“快亚洲”与“慢亚洲”差别的原因是什么

　　当代的政治发展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当代亚洲政治总体上属于工业化时代的政治。为什么同属亚洲的不同国家（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出现显著反差？“快亚洲”与“慢亚洲”差别的原因是什么？亚洲国家（地区）工业化进程差距与相关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有何联系？这些就成为亚洲政治发展研究中值得关注的焦点问题。

　　经过将东亚国家（地区），如韩国、日本等与菲律宾、印度的工业化进程和政治发展道路进行对比，我们得出的基本认识是：社会结构的变动是决定工业化时代政治制度与体制以及发展策略选择与实施的基础性因素。

　　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地区）中凡是采取所谓“东亚模式”的国家，如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等，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在工业化进程开启之前或启动之初，都经历了社会结构的较大变动，或由于战争如韩国，或经过改革如日本、中国台湾，或经历革命如越南，或因为社会动荡如印度尼西亚，东亚近现代史上的社会动荡与变革性质、类型虽不同，但起到了相似的作用、导致了相似的结果，即比较彻底地改变了原有社会结构，传统社会秩序受到破坏，社会阶层及利益群体间原本固化的界限有所松动，社会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扁平化”趋势。

　　与东亚模式及东亚道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菲律宾和印度的体制与道路。菲律宾与印度经历了长期殖民统治，西方殖民者为统治分散化的国家采取了地方与社会相对自治的策略与体制并长期实行，菲律宾、印度两国的这种殖民地经历十分相像。因西方殖民者的长期的统治策略与体制的实施，菲律宾和印度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会结构并高度稳定与固化。

　　在结构发生重大改变前提下的部分亚洲国家（地区），采取了一种导向性和约束性的特殊的政治体制及发展策略，将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流动导向了经济社会领域，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的广泛而强劲的动力，同时约束了政治参与，限制了政治纷争，在一定阶段内维持了社会稳定，其快速实现了工业化。而在社会结构未曾发生重大改变的部分亚洲国家（地区），不具备采取“快亚洲”国家（地区）的相应体制与策略的条件。这些“慢亚洲”国家（地区）在传统社会结构之下，工业化依然缓慢地前行，与此同时，社会的传统体制和价值观得以一定程度地保留，社会在温和地改变和进步。无论是“快亚洲”还是“慢亚洲”，出现和形成这样两类社会进程以及两种模式，从根本上说，是一系列历史与现实的客观因素导致的，并非人力所为，也绝非偶然。（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