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 官兵废墟刨钱物交还村民

　　河边社在现在的堰塞湖旁，这里的失踪者已经都找到了。部队的工作转向清理危房和为百姓寻找财物。

　　“我们一共有一百多人，分成十个队下去找。重点要找的是老百姓的钱、身份证、家谱等，还有一些大件，比如电器等。”昆明警备区东川区人武部部长左鹏涛说。当地人生活不富裕，发掘财物对他们来讲非常重要。

　　河边社7日正午时气温将近30℃，而43岁的陈桂香还穿着粉色的秋衣和一件蓝色的外套，不时地擦汗。

　　“我的衣服都给埋了，没得换，要不然我也不能穿这鞋啊。”她指着脚上粉色绣花布鞋说。

　　陈桂香家的三个孩子都在念书，一个上大学，另外两个上中学。“每年的学费就要三四万。”这位农家妇女靠着种花椒、上鞋底和卖凉粉一年收入也就一两万。

　　地震时她和孩子们在采花椒。看到房子塌了，她顿时觉得“跑不动了”。“太伤心了，什么也没了。”她说。她母亲的房子里，还埋着两万块钱。

　　78岁的刘永仁顺着梯子爬到自己家的房顶，蹲在那里紧张地看着战士们汗流浃背地帮他找东西。

　　“枕头下面有1690元。”他说，“我还有五双皮鞋，还有睡觉的铁床能不能拉出来？”

　　左鹏涛说，他们会尽量满足百姓的要求，“但有时候我们也无能为力，比如有一家人有两包红糖，很难找。我们不能耽误太多时间，还有许多危房没处理，很危险。”

　　当地余震不断，即使没有倒塌的土坯房也已经出现了很大的裂缝。战士们四人一组轮流在废墟中找东西时，旁边有安全员警戒。

　　东西往往很难找。一方面是由于土坯房倒下后要把土都翻完才能看到下面的东西。另一方面是住户可能会把值钱的东西放得很隐蔽。

　　包艳龙他们在76岁的周清国家找了一天，直到7日下午才找到了他一辈子的积蓄24000元。

　　老周头上绑着白色绷带，手里杵着粗木棍，他在地震中伤到了腿和头。

　　他早年的积蓄分成六份分别放在枕头下、墙上的竹筐里、床板下、柜子里、褥子底下等处。

　　“我年纪大了，得攒着以后生活用。”他说。目前他每年养老金720元，靠编提篮还有些零星收入。

　　在他家的房子边上堆着已经发掘出来的物件，不仅有电视机、DVD机这样比较值钱的，还有碗筷和他孙子的教科书。

　　当找到老周为自己准备的栗木棺材时，12位战士才抬得出。

　　“我觉得特别对不起他们。”老周哭了。

　　□分析 我们的房屋为何“弱不禁震”？

　　梳理最近几年国内地震新闻，可以看到几乎一致的关键词：房屋质量差。2008年汶川地震，砖木建筑也是导致灾害损失严重的直接原因；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玉树地区的房屋结构抗震性能差，近些年所建的房屋多使用预制水泥板，易倒塌，对人身的伤害极大；2014年云南鲁甸地震，当地经济条件差，建筑物抗震性能普遍差，成为震级小灾害大的主要因素。

　　地震震不死人，遇难者多数是因房屋倒塌致死的，记者采访到的多位地震专家这一通俗的说法形象地说明了提高房屋抗震设防标准极为重要。

　　贫穷和灾难往往是伴生关系，越是贫穷落后的地方，发生地震灾害时受到的损失往往越大。例如，处于地震带的日本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开始普及民居抗震设防建设，2005年福冈7.0级地震，死亡1人。而2003年伊朗巴姆6.8级地震，造成了3万多人死亡。

　　我国的地震活动主要分布在五个地区的23条地震带上，地震带上大量贫困地区的建筑物抗震能力相当低下。有专家表示，2004年他们十多位院士曾提出开展农村抗震安居工程，2011年继续提出希望将新疆抗震安居经验向全国推广，但至今进度仍未达到新疆的标准。

　　显然，问题不在反思，而在真正应该反思的当事人、责任人和决策者的缺席，这种缺席，让每一次事故后的反思都成为一场自欺欺人的游戏和营造“我们在吸取教训”的集体幻觉。

　　本版除署名外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