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说去

　　都是为了孩子

　　“今年过年怎么过？”每到年关，房女士就要为这个问题和丈夫争论很久。房女士和丈夫都是独生子女，一个老家鲁西南一个老家胶东，小两口在济南安家落户。而过年前一个月，家里就会问今年在哪儿过年。

　　“每到过年，特别麻烦！”房女士说，结婚后已经历了两个春节，头年按照老家风俗，跟着丈夫回公婆家过年，自己爸妈在家就只剩老两口，很冷清。第二个春节自己怀孕了，老公就陪着她回娘家过年。

　　现在孩子不到一岁，小两口一商量还是把父母接过来过年吧。“本来婆婆就在济南帮我照顾孩子，把公公一起接过来，我们就不用带着孩子来回颠簸了。”小房夫妻还没有买车，回家很不方便。“孩子还小，春运途中人流量大，还得坐公交，来回交通不方便，还容易染上病。”小房说。

　　记者了解到，像房女士这样因为孩子太小而选择让父母来城里过年的家庭并不在少数。山东省社科院人口学研究所田杨博士指出，从人口结构学角度来讲，人口结构的变化是逆返乡潮的客观基础。“现在二三十岁的家长，很多是独生子女，家里只有这一个孩子。父辈与少辈，尤其是孙子辈的关系更加紧密，许多事情出发点都是为了下一辈的安全健康着想。”

　　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马广海分析：“在济南工作的大部分人老家就在省内，回家相对方便。而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工作的人来自全国各地，许多人离家距离很远，车票也不好买。人们回家的时间和车票成本就会高很多。”

　　“逆向过年”是人们

　　日趋理性的选择

　　俗话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而马广海认为如今日益普遍的“逆向过年”却是人们的一种理性选择。

　　“这体现了人们对于家的概念有变化。以前人们对家的理解就是出生地，现在人们逐渐接受在哪儿团聚哪儿就是家；人们会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理性的选择，在哪儿团聚有利于大人和孩子的方便，就在哪儿团圆，这种在观念上的转变很好。”

　　田杨博士认为，逆向过年的现象也体现了城镇化的推动作用以及城乡生活差距。“在逆向返乡的人群中，很大部分是农村父母到城市过年。回农村过年，许多人面临着洗澡、暖气等生活条件舒适度的问题。人们愿意将父母接到生活条件好的一方去过年。”

　　另外，由于城镇化的推动作用，许多农村父母改变了原有的生活和风俗习惯。“原先拜年、祈福、烧香等一些习俗都有一些淡化。这些事儿变得不是一定要做。”

　　马广海还认为：“现在30岁左右的年轻人，许多人是独生子女，出生在所谓的‘核心家庭’,他们在老家出生地没有许多复杂的社会关系，不像上一辈一样的大家庭，这样父母到城市里过年就很简单。”

　　同时，逆向过年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的另一种表现，父母将合家团聚的成本从子女转移到自己身上，宁可自己多受苦受累，也要让子女少吃苦受累。　　本报见习记者 唐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