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光寺

　　300余同济师生加入“十万青年十万军”

　　7月的慧光寺，正在修葺中，僧尼们为即将到来的重大佛事忙碌着。这里是尹家祠堂改建的湖广会馆，曾供奉大禹，也称禹王宫，同时也是同济大学2001年授牌的“四川李庄同济大学爱国荣校教育基地”。70多年前，后厢房的方丈室，曾经是同济三任校长的校长室，如今供着达摩祖师面壁图的墙面，那时贴的是爱因斯坦像。

　　1944年冬的一天，当时的慧光寺还叫禹王宫，一场大会正在举行，正殿上两边柱子分别写着“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当年日军占领贵州独山，威胁陪都重庆，时局危急。1944年秋开始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不可避免地感染李庄人。

　　据同济学子蔡祖欢回忆，同济大学教务长蔡其恕发表动员演讲后，德国留学归来的工学博士杨宝琳教授第一个上台报名参军。教务长的两个侄子，蔡祖欢和蔡祖德亦同时报名。同济全校总人数2423人，有师生近700人报名，最终365人入选从军。

　　跟随傅斯年多年的侄子傅乐德也在此列。傅斯年去信勉励，“你这次从军，实在的好事……只盼中国在你们这一代的手中，成一个近代的安乐国家”。

　　刚从同济附属工业高中毕业的罗萼芬，瞒着父亲报了名。罗南陔得知后，反倒手书“国难当头、吾儿从军……”以示嘉许。

　　1945年1月20日，同济学子参加青年远征军203师开赴四川泸县受训。当年8月迎来抗战胜利，十万学生军未及投入前线，全部复员。罗萼芬没能上到战场，便回到故乡。

　　前有中研院史语所吴金鼎等人投笔从戎，后有同济学子慷慨从军，印证了学人蛰居李庄但并不畏死的义气。正如胡适所倡导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真正救国的预备在于把自己造成有用的人才”。事实上，同济大学师生最大的义务不在从军，而在“医工救国”、“教育兴邦”。比如同济毕业生大批进入军工制造业，在战时有“十军工、九同济”之称。

　　胜利之日，也是相濡以沫而相忘于江湖之时。1946年10月，小火轮“长远号”离开李庄，带走了“下江人”，也带走了罗南陔的亲人。同济回迁上海，中研院回迁南京，罗的九女儿罗筱蕖、外侄女张素萱从此随着夫君逯钦立、李光涛一路远行。

　　一段历史就此落幕。正如教育家罗家伦在《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所说，“敌人的称强，不是一方面，而是多方面促成的……我们抗日不只是我国的兵找着敌人的兵来抗。而且，要我国的农找着敌人的农来抗，工找着敌人的工来抗，商找着敌人的商来抗，学校找着敌人的学校来抗。”

　　前方的将士在抗日，李庄何尝不是，李庄的乡绅们、先生们、乡亲们各尽本分、各司其职，促成了一段传奇。李庄，也写下了抗战史上不可忽略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