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新闻中心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二层多功能厅举行第六场记者会。图为中央电视台记者提问。 中国网记者 郑亮摄影

　　中央电视台记者:

　　请问让·路易·贝熙业，当年您父亲在二战期间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了一条自行车的驼峰航线，为抗日根据地运送药物，您如何看待您父亲当年的举动？关于明天就要举行的纪念大会和阅兵式，您又会有怎样的期待？

　　让·路易·贝熙业:

　　我父亲在1954年离开中国的时候给当时的中国外长周恩来先生写过一封信，在信里说，我从头至尾一直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爱国者，同时我也非常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认为治病救人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所以说我父亲当时无论他的病人来自哪里，肤色是怎样的，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去救治这些人，他的病人当中包括八路军，以及他在西山诊所周围的居民。父亲从中国带回法国的照片当中，还有一张是他在当时的西山与救护车所拍的合影。我父亲认为他所做的是天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当然了，我们今天也可以为我父亲表现出的人道主义精神而感到自豪，我认为父亲所做的一切也可以为今天的年轻人和医生做一个示范。

　　关于明天庆祝70周年阅兵式，我认为举行阅兵式的一大目的当然是要回顾过去，重申过去的人们经历了怎样的苦难，同时也是为下一代做出榜样，告诉大家在遭受入侵的时候当然要奋不顾身地站起来进行抗击。但是在和平到来的时候，下一代人也应该思考怎样更好地维护和平，并且把和平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我认为这才是我们更需要传递的信息。

　　9月2日，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新闻中心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二层多功能厅举行第六场记者会。图为新华社记者提问。 中国网记者 郑亮摄影

　　新华社记者:

　　请问让·路易·贝熙业先生，您刚才在介绍时也提到，您是多年以后才了解到您父亲当年在中国所做的伟大事迹的，我们想知道在您童年离家之前，您母亲是否曾经跟您谈论过您父亲当年在中国的这些经历，是否谈论过中国？

　　让·路易·贝熙业:

　　当然了，我母亲也给我讲了当时战争期间发生的一些事情。在那个时候，我母亲还不认识我的父亲，两人之间的年龄差距有50多岁，我父母结婚的时候战争已经过去几年了。在抗日战争时期，我的母亲还在上海，与她的家人在一起，那段时间她们家庭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我的母亲也不太待见日本人。我给可以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我5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和我母亲乘坐火车前往法国南部探望亲戚，在上车的时候，车厢里面坐着两个人，我当时直接跟我母亲说Non，我不要坐在这个车厢，日本人坏。

　　当然了，今天我不会再这么说了，我们已经处于和平时期，日本人也是我们的朋友。我想说战争不可避免地给经受过这些的家庭留下了一些印记，我的母亲永远不会忘记当时发生的战争，我的父亲也不会忘记这一切，我的父亲也不会忘记南京大屠杀。今天，南京大屠杀在某一些地区还需要得到更多的承认，但是我父亲非常清楚地知道南京大屠杀的确发生过，因为当时他所接治的病人当中就有从南京逃往北京的。今天我们要做的一方面是证实事实，另一方面也要面向未来，更好地在和平时期缔结人与人之间的友谊。

　　9月2日，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新闻中心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二层多功能厅举行第六场记者会。图为路透社记者现场提问。 中国网记者 郑亮摄影

　　路透社记者:

　　我是来自路透社的记者，我的问题也是问凯瑟琳·史蒂文斯女士和艾伦·拉森先生，最近看到在美方有些官员，包括来自海军的官员，他们发表的观点是说这次中方即将举行的70周年的阅兵式对于地区的稳定来说贡献不大，他们觉得中方这次阅兵的目的不仅仅是纪念战争的结束，而是想利用这个机会来展示中国的军事实力，向人们展示中国的一些高新尖端武器。您觉得在和平年代举行这样的阅兵，主要是为了纪念战争的结束吗？

　　艾伦·拉森:

　　我觉得通过阅兵仪式来纪念这场战争的结束，特别是像纪念二战这样重大事件的结束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这样的阅兵可以让人们重新记起并且不会忘记那些参与了战争的人，他们的家属和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人。我现在是一名老兵，我清楚地记得我以前在美国，在我的家乡也参加了很多纪念活动，也参观过很多战争纪念场所。我还记得在我们那里，有纪念南北战争时期老兵的活动，当时老兵都一起参加，向当时美国的南北双方同时敬礼，表达他们的敬意。所以我觉得通过这样的阅兵仪式来展示我们对于战争的铭记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完全有必要的。

　　凯瑟琳·史蒂文斯:

　　我觉得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而且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觉得有两种阅兵，一种是老兵的阅兵仪式，另外一种是展示军事发展的阅兵仪式。在二战期间，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当时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像飞机、船只等等很多战争物资都是从国外进口的。70周年的纪念仪式向中国人民展示他们国家在70年中发生了这么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是非常正常和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