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

　　原标题：专访导演英达：《阳光下的葡萄干》，如何把非喜剧排成喜剧？

　　随着演出市场的逐渐恢复，北京人艺今年的首部新戏《阳光下的葡萄干》，即将在9月1日与观众见面。

　　这部剧由观众非常熟悉的导演英达执导，是由非裔美国作家洛琳·汉斯伯里创作，故事聚焦一个美国黑人贫民家庭，他们在获得了大额保险金后，全家人面临的挣扎、冲突与选择。

　　其实，北京人艺的每一部新戏都备受瞩目，而这次除了剧目本身，观众们更是将目光聚集到了导演英达身上。这也是英达30多年来，首次回到人艺的舞台。

　　究竟是什么力量，吸引着这位有“中国情景喜剧之父”之称的导演回归话剧舞台？更有趣的是，英达又如何能做到将这样一个十足现实主义的作品，以喜剧的形式展现呢？

　　大汗衫、短裤、球鞋，一副无框眼镜，说话大嗓门，成天乐呵呵。导演英达，似乎依然是1993年导演《我爱我家》时的样子。因为《我爱我家》《东北一家人》和《闲人马大姐》，大家都认识这个被称为“中国情景喜剧之父”的导演，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其实一直供职于北京人艺。阔别话剧舞台三十年，英达说，这次回归，起因是一份失而复得的母亲翻译的手稿。

　　英达的母亲名叫吴世良，不仅是北京人艺的演员，还是一位翻译家。此次英达执导的世界名剧《阳光下的葡萄干》，正是由他母亲在60多年前翻译而成。后来手稿流失民间，直到去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英达才再次与这份母亲的遗作相逢。

　　英达说：“我都不知道我妈妈原来翻译过这个。直到去年，我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上海有一个拍卖行，秋拍有一个手稿，说是从潘家园弄来的，品相特别好，叫阳光下葡萄干。说到这儿我都没意识，朋友说翻译者叫吴世良，是英达的母亲？我说是，所以他们让我赶快看一下。”

　　这部非裔美国作家洛琳·汉斯伯里的三幕话剧，创作于上世纪50年代，讲述了一个美国黑人贫民家庭获取了一笔巨额保险金，可以改变生存境遇，随后他们全家人所面临的矛盾、挣扎与选择，以及他们用信心和梦想面对未来的故事。

　　在英达看来，若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她母亲翻译剧本之初，就将这部戏搬上舞台，时机并不合适。但放到今天，剧本中“人与人、人与钱、人与梦想”的种种冲突和挣扎，大家不仅能理解，而且会有很多共鸣，感受心灵的撞击。

　　英达认为，当下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为这部戏剧作品贴上“标签”，但所有的标签都不如说这就是一个描写生活的戏。“这个戏已经问世70年了，但是依然和我们今天的现实贴得非常之近。这是一个经典的戏，有很多的剧评影评，但是我觉得马丁·路德金说这个戏，尤其是在评论作者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最准确。他说这部戏将照亮我们和我们的未来很长时间。我觉得说的太对了，因为他写的虽然是一个黑人家庭，但他和白人家庭乃至我们的黄种人家庭，与我们今天的社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和钱的关系，都特别的贴切。”

　　多年来，英达都活跃在影视剧领域，做得了导演，也能亲自演戏。1993年他执导的《我爱我家》，至今仍被奉为经典。这次，等待他的虽然是一部十足现实主义的、拷问人心的作品，但英达仍有着自己的解读方式。他要发掘其中深刻的幽默内核，“把不是喜剧的戏排成喜剧”。在他看来，英达的一部戏，最后没让观众笑，那就证明没排好。

　　在谈到自己执导这部作品的优势时，英达说：“我觉得我在这上头可能有点得天独厚，因为做了这么多年戏剧，这些包袱能看得出来。比如台词，说一句，我都能看出来为什么这么写，在哪搭过。还有一些我得想办法让中国观众能够懂，比如对于美国观众来说，人猿泰山，只要说一句就明白。在中国，你要光说泰山，还以为是山东泰安那座山。所以你还得让演员们稍微比划一下，不能把原来的包袱浪费了。”

　　而说起《阳光下的葡萄干》这部剧的舞美设计，更是让人心中升起一种亲切感。一组面对观众的沙发，一张全家人可以围坐的餐桌，可能让不少人会联想起《我爱我家》里那个温馨的客厅，以及他们一家人在一起说笑打闹的样子。

　　当被英达被问到，这么多年的情景剧创作经验，对于他执导话剧来说，是否有帮助。他直接回答：“相对于其他节目形式，话剧和情景喜剧是相对来说最接近的。但比如情景喜剧或者说电视剧，要更加清晰，更加准确。有的东西，拍电视剧时，可能演员有个感觉就过去了，但在话剧舞台上，我必须得想办法表现出来，让32排以后的观众还能看清楚，知道你在这儿心理活动是怎样，毕竟你只能靠动作来表现出内心想法，所以这个就需要更精准。”（总台央广记者 何源 摄影 李春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