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从家族与政治的层面来看，屈原迎娶昭碧霞，是为了屈氏一族的存续，昭碧霞嫁给屈原，是为了使昭氏一族获得政治助力。先秦时期，一个士大夫最高的追求往往是“有后”，后代的绵远不断，意味着祖先的享祀不绝，意味着一个家族的延续与壮大，在相信神鬼长存的古人眼中，生者受福于死者，死者也依赖着生者，生与死界限的模糊，正在于“家族”的勾抹与联结。故而，之于家族中的每一个体而言，家族的利益始终具有优先性，这一古老的命题，使得屈原和昭碧霞，不具备任何理由，与家族整体的决定相抗。在家族命运攸关之际，个人身死尚且不惜，哪里又有私情生根的土壤呢？昭氏与屈氏的联姻，最终将昭碧霞的父亲昭和扶上令尹的位置，在这一过程中，昭碧霞展露出一个先秦贵族女性所应具备的一切完美品性，而嫁入屈氏之后，她又别无他想，如长流细水般抚慰和浸润着屈原和他的家族，满足人们对于女子的一切传统想象。然而纵观《思美人》全剧，其实每个人物都被编剧倾注了不同浓度的现代性，昭碧霞亦是如此，对爱情的极致追求便是她的现代标签。实际上，在早期与苍云的爱恨纠葛中，这一人物特性就已经得到凸显，随后，这一特性被传统家族观念短暂压抑，而真正移情屈原之后，昭碧霞极致的爱情信念又不可遏制的生发出来。在屈原屡受打击的政治生涯后期，昭碧霞为了爱情，可以突破传统女性道德的桎梏，可以对抗家族濒至决裂，甚至可以甘愿与屈原一同赴死，本是温润如玉的闺秀，在对爱情的不顾惜一切的追求中，露出了敢爱敢恨的现代女性真身，这种预留的矛盾，体现在昭碧霞的身上，要比其他角色深刻。在对传统性与现代性的调和中，昭碧霞的角色形象更富张力。

　　其三，从历史层面进行宏观考量，《思美人》中的主要角色大多具有历史原型，女主角莫愁女虽然不是历史真实人物，但有着民间传说作为依托，在剧中也为其安置了大楚巫这么一个合情理的人物身份，而昭碧霞则是一个完全的原创人物。与莫愁女的鲜明与独立相较，我们似乎可以把昭碧霞称作附着性人物。菟丝附女萝，嫁与屈原之后，昭碧霞的生命全部都绕系在屈原和他的后代身上，她隐于屈原的身影之中，行为的一切动机起自屈原，而她的角色个性也是在屈原的自我实现中得以确立。我们不知道，历史中的屈原是否真的有一个妻子，也无从得知，屈原妻子的真正形象如何，然而历史遗留下的空白可以容纳下足够宽阔的想象，诱惑着人们去填充。长久的失意令屈原的一生分外沉重，所以为这个在国仇家恨中始终肩背佝偻的诗人，添上一位毫无怨悔默默扶助的夫人，似乎是一种创作本能，也可以说是一个本该如此的设定。历史层面的虚构和情理上的真实，造就了昭碧霞这样一个角色，但在剧中，这个角色始终是无法独立存活的，它的最终确立反而要取决于屈原形象的丰满程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历史留给描摹者的界域既大且小，关键在于保证理致上的圆满畅通，昭碧霞这个角色形象，因历史的空缺而诞生，又因附着于历史而变得真实，不断游走于细腻的文化关怀与宏大的历史审视之间，生成了足够的想象空间和阐释张力。

　　香消玉殒中的情感爆发  古典美的人格嵌合

　　剧作后期，力主变法的屈原为楚国的大贵族们所深深忌恨，他的女儿被敌对势力掳走，以期诱杀屈原，关键时刻昭碧霞义无反顾，代夫身死，在这场悲情戏中，昭碧霞身上三个层面的角色张力得以集中体现。首先，昭碧霞在死亡的前夕，最终达成了对屈原情感的深度占有，所以在这个层面，昭碧霞的死亡既是夙愿得偿的必然结果，又带有某种意味的情感“赎罪”性质。其次，昭碧霞迎上那支射向屈原的利箭，既是守护家族的传统本能，同时又是对爱情无计后果的热烈奉献，家族需求和本性抉择在此刻达成了共识。最后，屈原的变法需要一个极大的阻力，才能使他的形象得以最终升华，同时，在设想中，一个情感体验丰富的诗人，需要在最大限度的冷静与悲哀中才能自我终结，在这一层面上，昭碧霞承担了自己的历史职能，并用死亡促成了屈原生命的自我实现。

　　所以，昭碧霞的形象实际并不简单，人物设置上显而易见的填补功能和情节助推，是来自于创作者的主观思考，然而在表象之内，随着剧情的发展，这个角色被自动赋予了可供挖掘的深度意义。当然，演员的精彩演绎也对角色张力的生发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虽然尚有瑕疵，但梁田很好地把握住了人物个性的平淡如水与那份有限度的热烈，表演恰到好处，不偏不倚，且不蔓不枝。难得的是，梁田的身上带有一种秀雅清澈的气质，身形高挑，脸如鹅蛋，她天然的古典美严整嵌合了昭碧霞的角色形象，所以在表演中往往给人以通达顺畅、水到渠成之感。

　　演员因角色而生动，角色因演员而鲜活，两者相得相悦，富有张力的美感便在看似平直与苍白中，透显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