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清华云讲坛”第四场 影视理论评论家尹鸿讲解传染病灾难电影 

　　我们爱看灾难片 是因为想超越对灾难的恐惧 

　　新冠疫情暴发，很多人会联想到《釜山行》《我是传奇》《后天》《2012》等灾难片中的场景，4月9日，“人文清华云讲坛”第四场开讲，著名影视理论评论家、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尹鸿教授讲授《向死而生：传染病灾难电影分析》。他指出，灾难片其实提供了很多社会预言，比如2011年拍摄的美国电影《传染病》，几乎就是对这次疫情的“神预言”。尹鸿老师表示，在灾难面前，人类不是世界的上帝，甚至也不是自己的上帝，必须敬畏生命，敬畏自然。

　　灾难片给了我们一种用恐惧的经历，去超越恐惧的美学方式和艺术方式

　　以表现灾难为题材的电影，通常都被称为灾难片，尹鸿老师分析说，灾难片有三个显著的特点：第一，不可抗拒的巨大的破坏力量。无论这力量是来自自然、来自人为，还是来自外太空。第二，巨大的破坏性导致巨大的伤害。这种不可抗拒的破坏力，往往都会对我们的社会，对人们的生命、生存产生巨大威胁。第三，要表现人类为战胜灾难而付出的牺牲和努力。

　　为什么灾难给人们带来惨不忍睹的损失，但是人们还喜欢看灾难片？尹鸿认为，人们喜欢看灾难片，恰恰是想超越我们对灾难的恐惧。“卢梭有一句话：‘人生来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实际上，人无论是在面对大自然还是人类自己时，都有许许多多无法战胜的困境，不管这困境是来自自然界还是来自社会。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但在每个前进的步伐中、在每一个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都会面临许多磨难。人类伟大之处，就是不管面临什么困难，都有一种精神去面对。海明威的著名小说《老人与海》中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你可以消灭我，但是你不能打败我’。换而言之，人有一种不败的精神，能够面对不可抗拒的灾难。电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在面对灾难时人类如何应对挑战、如何战胜挑战，最后证明人性伟大的机会。”

　　尹鸿强调，有时候恰恰是因为我们经历了恐惧，才能够最后战胜恐惧，而灾难片给了我们一种用恐惧的经历，去超越恐惧的美学方式和艺术方式。

　　传染病灾难片为什么频繁出现？因为人类永远在跟疾病做斗争

　　灾难片根据打破现实平衡的力量分为六大类型，分别是自然、战争、太空、后人类、科技，以及传染病灾难片。尹鸿老师重点讲述了此时人们尤为关注的传染病灾难片。尹鸿老师列举了他的“TOP 10”。

　　按照拍摄时间，分别是《卡桑德拉大桥》（1976年，英国、意大利、西德）、《极度恐慌》（1995年，美国）、《十二猴子》（1996年，美国）、《我是传奇》（2007年，美国）、《致命拜访》（2007年，美国、澳大利亚）、《灭顶之灾》（2008年，美国、印度、法国）、《感染列岛》（2009年，日本）、《传染病》（2011年，美国）、《流感》（2013年，韩国）和《釜山行》（2016年，韩国）。

　　尹鸿老师表示，传染病灾难片为什么频繁出现？因为人类永远在跟疾病做斗争。“有两种东西与生俱来，它们是疾病和死亡，是任何人都摆脱不了的宿命。人类历史上，传染病带来了多次毁灭性影响，包括中世纪的黑死病。即便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霍乱、天花、疟疾这样的传染病仍然对人类产生巨大影响。传染病对人类社会和人类生存有很大的威胁，它也对整个社会体系、对人性带来巨大考验。所以，传染病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题材，更重要的是这个题材把人性放在了聚光灯下的舞台上，人性的善恶、勇敢与懦弱、自私与牺牲都能在这个舞台上被放大呈现出来。许多电影希望通过这样一种题材，既表现我们对传染病的认知，更表现在传染病这样的伤害面前人类的尊严、人类的伟大。这就是为什么传染病灾难片频繁出现的重要原因。”

　　电影中在传染病来源的表述上都有人类的反思

　　现实中，人们一直在研究传染病的来源，甚至不乏阴谋论。在传染病电影中，尹鸿介绍说，创作者会根据一些科学发现、对人类生活的认知，加上一些想象去表述传染病的来源。

　　从他之前列举的十部传染病灾难片中可以看出，这些电影在表现传染病来源的时候，几乎都与人的贪欲、争斗有关系，“比如有的电影中传染病来自于人对大自然的破坏，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导致了病毒的泛滥；有的电影则是由于战争、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企业商业利益的需要而制造了生物细菌、生化武器。生化武器的泄漏对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影响。无论传染病是来自外太空、自然与生态、战争科技，还是来自生物科技，都跟人的贪欲、争斗有关系。”

　　尹鸿认为，这些电影中，在传染病来源的表述上都一定程度地对人类的发展进行了反思，比如韩国电影《釜山行》，表现了因生物病毒外泄引发传染病的故事。

　　美国2011年的电影《传染病》更是被网友称作对今年新冠疫情的“神预言”，影片讲述了一种新型致命病毒在几天之内席卷全球的故事。贝丝从香港出差回明尼阿波利斯的家后突发疾病死亡，丈夫托马斯协助Dr. Erin Mears 调查真相。

　　这部影片不仅表现了因人类砍伐破坏蝙蝠栖息地，从而引发病毒传播的传染链条，也展现了利益方为掩盖真相而引发惨痛代价、拿自己做疫苗试验冒险救众人的女医生的故事。尹鸿说：“《传染病》中对传染病来源的表述，和世界上的科学发现之间有更强的关联性，更接近于人们在长期生活当中的感受。”

　　灾难在灾难片中有巨大性、公共性和全球性三个特点

　　传染病灾难电影不仅表现传染病来自于人的贪欲、争斗和人对大自然认知的不充分，还会花更多篇幅表现传染病带给人类的巨大伤害。

　　“传染病带来的影响和灾难是不可逆转的，人类没有办法克服它，所以这种伤害在影片中就变得令人极为恐惧。这也是这些影片可能会使很多观众在影院里屏住呼吸，觉得这种危机可能就在我们身边的一个重要原因。”

　　尹鸿老师分析说，灾难在电影中通常有三个特别显著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巨大性。巨大的灾难可能造成许多人的死亡，可能造成一个城市的荒芜，可能造成全球的恐慌。在这些电影中，人会变成僵尸、人与人之间会相互伤害等等，这种巨大性在电影的视觉上给观众带来巨大震撼。例如《我是传奇》中，纽约、曼哈顿这些国际大都市已经变得荒无人烟，传染病夺去了所有正常人的生活，被感染的人都变成夜行动物，白天这座城市变成了死城。

　　第二个特点是公共性。在传染病面前没有等级之分，无论是政客、商人或者是普通老百姓，不分男女、不分老幼、不分贫富，在传染病面前都难以幸免：“在1976年的电影《卡桑德拉大桥》中，一个恐怖分子去袭击世界卫生组织，被病毒感染，跑上一列火车，为这列火车带来了巨大危险。火车上承载着社会不同等级的人群，成为一个公共空间的象征。其实我们所有人就像在一列火车之上，都在历史的长河当中行进。”

　　第三个特点是全球性。“传染病可以穿越所有的地方，就像这次的新冠病毒一样。全球200多个国家受到影响，尽管大家采取了一些隔离措施、封闭措施、戒备措施，但是仍然不能阻挡病毒在全球传播。这几部电影中也会表现这样的情况，比如《传染病》这部电影中，无论是在亚洲、美洲还是欧洲，传染病都无孔不入。”

　　病毒和人性的恶一样会蔓延

　　好的传染病电影绝不会仅限于呈现灾难的可怕，在尹鸿老师看来，这些影片都不约而同地会产生一种社会寓言。这些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有社会隐喻的功能，认为病毒和人性的恶一样会蔓延，带来人与人之间的伤害。

　　像《釜山行》《我是传奇》都重视传染病的腐蚀性。“《釜山行》里人被病毒感染之后，必须去咬别人，吸别人身上的血，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命。《我是传奇》中，那些人被病毒感染之后，晚上也必须出来用活人的鲜血和肉体去维持他们的生命。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贪欲的一种象征。所以，我们会在传染病这种病理现象和社会现象之间找到一种象征性的结合，这也是这些电影为什么在表现人得了传染病之后，不是让他们默默死去，而是表现他们对他人会有巨大的伤害。这种社会隐喻实际上在真实的生活中，也会让我们有同样的感受。在传染病的影响面前，人与人之间有时候可能会相互攻击、相互不信任。”

　　“这些电影用隐喻的方式批判传染病带给人性的变异，这种腐蚀性实际上不仅腐蚀人的身体，而且腐蚀人性。所以在这种时候，每个人看到这样的场景都会反省，在传染病面前、在灾难面前，我们的人性会不会受到伤害、会不会变异，我们是变得更善了，还是更恶了。”

　　在这些电影中，还会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当传染病灾难出现的时候，往往会受到一些利益机构的阻挠。这种利益机构有时候是政治利益机构，有时候是商业利益机构，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都会阻止真相的传播。例如《卡桑德拉大桥》拍于1976年，当时处在冷战时期，这个虚构的故事中，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所发明的病毒，跟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然而为了维护军方利益，他们不愿意让人知道病毒的危害，甚至为了不让这个病毒被暴露，宁愿让这一列车的人在卡桑德拉大桥全部坠毁，以消除这件事情可能对社会带来的影响。

　　除了政治利益的考虑，更多电影会有表现商业利益的考虑，比如利益机构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会掩藏真相，甚至阻挠公布真相。尹鸿说：“艺术作品会站在更个性、更人道的立场，去反思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艺术跟政治、商业最大的区别是，它关心每个生命的价值，甚至在很多电影中，会去表现哪怕他是一个小偷，他也有小偷的生命权利、有小偷生存的基本尊严。我们从政治立场、商业立场和艺术立场看待传染病问题，恰恰是这个社会多样性的体现，让我们更好地去平衡个体跟整体、局部跟大局之间的关系。”

　　人类如何应对挑战：平凡人挺身而出

　　这些传染病灾难电影都会出现预警人的形象，这些人就是最早发现传染病对人们带来伤害的人。比如《卡桑德拉大桥》里最早发现异样的小孩，比如在《传染病》里的记者，“当然更多的时候是医生、科学家，专业知识让他们最早发现了问题和原因，但是这些最早发现的人在生活当中都会面临相同的问题。由于社会巨大的惯性，因为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人们不相信或者不愿意相信或者不敢相信他们所说的话，于是导致灾难泛滥。”

　　也正因此，灾难电影中会出现许多牺牲者，却也更需要平凡人挺身而出。尹鸿老师说：“这些作品为了让人类得到拯救，通常会去塑造英雄，我们把他叫做殉道者。大部分电影的特点是让他不是生来就想去当英雄，就像今天经常说的‘英雄不过是平凡人的挺身而出’，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亲人、伴侣，他们才不得不挺身而出。如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加缪，在他著名的表现传染病的小说《鼠疫》中讲到的：‘对当英雄和圣人都没有什么兴趣，我所感兴趣的是做一个人。’他们感兴趣的是做一个普通的人，但这个人能够用人的尊严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所以这些电影也都是关于英雄的电影。”

　　传染病灾难电影警示我们要敬畏自然

　　尹鸿老师认为，传染病灾难电影更希望带给人们警示，他们向观众传达的最主要有几点：

　　第一，告诉我们，人不仅不是世界的上帝，甚至也不是自己的主人。我们不能支配一切，世界有其自身规律，因此我们要敬畏生命，敬畏自然。当人受到病毒感染的时候，人也会变异，人也不能自我进行控制。

　　第二，这些电影告诉我们，要允许少数人的声音存在，这样我们才能让灾难更好地被人预警，更早地被人们知道。“推荐大家看一部电影《十二公民》，少数人声音的存在会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更多地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

　　第三，所有传染病灾难电影都会给人带来希望，大灾大难方显人性善恶，“虽然影片里面有恶，但是最终在灾难面前，只有爱能够拯救人类自己，只有人的尊严能够拯救人类自己，这些作品都表现了人性的伟大和高贵。这也是为什么虽然在电影中看到那么多灾难带来的伤害，但是最终我们从这些电影中还是能够看到希望之光、爱之光和温暖。这也是我们喜欢看这类电影的一个理由。” 文/记者 张嘉 供图/人文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