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工作中干起指挥

        在重庆待了近两年，郑小瑛的父亲郑维好不容易在成都谋到一个职务，全家决定迁往成都。

        临别前，史良在小瑛的纪念册上写道：“你有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爸爸，又有为家庭和社会服务的干练妈妈，他们是男女国民的模范，你要学习他们，负担起中华儿女应有的责任来，才是真正的救国。”

        年幼的郑小瑛对这些话似懂非懂，只是拿着写好的册子，用力地点点头。“我一定要用自己的方式参加救国！”她心里这么想着。

        郑小瑛当然找到了自己的方式。她把老师教的抗战民歌《送寒衣》《防空歌》唱得滚瓜烂熟。在家里，父亲还专门为小瑛买回来一种叫《大家唱》的抗日歌曲小唱本。没人教她读简谱，她就按自己学的五线谱挨个转换，一字一句哼唱，识谱能力得到了大大提高。

        郑小瑛身上的音乐之火越燃越烈，但父母却希望她成为一名医生。

        1947年，父母把18岁的郑小瑛送进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学医。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加上想在音乐上有所发展，郑小瑛于第二年年底就偷跑出家门，投奔解放区，成为开封中原大学的文工团员。

        “到了解放区，唱群众歌曲，同志们大都不识谱，就让我来打拍子，就这么干起了指挥。” 郑小瑛说，那时候的她并没有经过特别正规的学习和训练，直到1952年被保送到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作曲，才走上了专业的道路。

        “小瑛模式”让交响乐“接地气”

        1960年，郑小瑛被选派到苏联国立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1962年，她在苏联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指挥了意大利歌剧《托斯卡》，并大获成功。《苏联妇女》杂志称她：“有着非凡的音乐思维和清晰的天性，令人信服的音乐理解力和音乐感觉。”

        从那以后，郑小瑛创下了无数辉煌。她曾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在国内外指挥歌剧、交响音乐会1000余场，获文化部优秀指挥一等奖、法国文学艺术荣誉勋章等奖项。她是第一位登上国外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被西方媒体称为世界最佳女指挥家。

        然而，在众多嘉奖中，让郑小瑛本人最为认可的，也备受粉丝推崇的，则是她将交响乐带到群众中去的这一“桥梁”身份。

        1979年深秋，北京西郊五道口影剧院门前人头攒动，在中国舞台禁演了十多年的歌剧《茶花女》即将上演。

        让郑小瑛没有想到的是，当她举起指挥棒、序曲音乐奏响时，观众还在台下自顾自地聊天、嗑瓜子，“整个剧院就像个集市。”

        这一切深深刺痛了郑小瑛，她在反思中开始了音乐教育的探索与尝试。

        此后，每场演出开演前20分钟，她都会给观众讲解如何欣赏歌剧。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从民族乐派到印象主义，郑小瑛总爱用深入浅出的道理拉近人们与交响乐的距离。她甚至请观众上台体验指挥的感受。此外，在业余时间，她还带领自己的乐队到学校、工厂普及音乐知识。仅从1990年到1996年，她就深入70多所大中学校和厂矿、农村，为23万听众演出了240多场。

        后来，人们干脆把这种演讲与表演结合的方式称为“小瑛模式”。

        让郑小瑛欣慰的是，现在人们对交响乐的认知度越来越高，交响乐作为一种舶来音乐，也渐渐有了自己的市场。

        如今，“小瑛模式”仍在继续，并被“带”回了重庆。“我曾回重庆做了几次演出，并在重庆师范大学做音乐讲座。”郑小瑛说，听交响乐的时候，重庆观众十分安静，那种享受的感觉出乎她的预料。她说，“只要是重庆的邀请，我都会答应，因为我对这座城市有特别的情感，也为了这里的人们对音乐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