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网消息：每一个打进来的电话，都可能是一个求救电话；每一个打出去的电话，都可能成为救人性命的电话。在生与死之间架起桥梁，便是器官协调员薛瑾的工作。

　　奔走8年，目睹过很多生命逝去，薛瑾的眼中没有疲惫，因为她看到了更多的重生。

　　另一种选择

　　2011年，薛瑾在四川省人民医院实习时，偶然听到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杨洪吉向医院申请配备专职协调员，便立刻向杨洪吉毛遂自荐。

　　劝告悲痛中的患者亲属捐献器官，是家人眼中残酷又尴尬的工作，但薛瑾“就是想试一试”。

　　如愿当上器官捐献协调员后，薛瑾才发现这个岗位并不轻松。

　　2012年，薛瑾第一次跟患者家属沟通器官捐献。“当时器官捐献还不像现在这样被大众知晓，我特别紧张，去之前一直在想应该跟家属说什么，怎么说才能让他们接受我。”幸好，家属的捐献意愿比较强，薛瑾的第一次劝说很顺利。

　　但接下来是十几次的失败，传统观念、风俗习惯、旁系亲属的反对，每一个因素都能轻易让薛瑾的努力功亏一篑。甚至有人质疑：人还没死就同意捐献器官，医院会不会就不再努力抢救？

　　“虽然明明知道家属如果同意捐献，至少会救五个人，但还是要尊重家属的意愿。”薛瑾说，“我们不是在劝捐，只是在他们的亲人快要逝去的时候，告诉他们还有另一种选择，不管家属最后怎样决定，我们都理解与尊重。”

　　她在不断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曾有一个家庭来了20多名亲属，薛瑾跟直系亲属交谈，旁系亲属一直在屋外朝他们摆手，之后，她就调整策略，“一个人直接面对整个家族的人”。

　　她经历过很多的遗憾：“有时需要拨10多个电话才能找到受体，不是对方不需要了，而是因为他们没有等到这一天，如果再多活一天，他就等到了。我都还记得他来排队时的模样，他的眼神，他的渴望。”所以她对自己的工作负有更多的使命感。

　　“在我心里他们都是英雄”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移植手术，不知道谁会捐献，也不知道哪里会有器官匹配。”薛瑾必须随时做好工作准备。

　　接到电话通知就要放下手头的一切事情立刻出发，和供体家属沟通后，再联系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最终连夜赶往另一个城市进行移植手术，这是薛瑾的工作日常。

　　但她并不过分急躁，她会安静地陪伴捐献者走完最后一程，静默着表达敬意，再守在床旁等待另一个生命迎来新生。

　　一个病床号一直让薛瑾铭记于心。2014年的一天，医院重症监护室10号病床的患者宣布脑死亡，家属同意将其器官捐献，肝脏被移植到了同医院另一位患者身上。12个小时后，受体手术结束，住进监护室，刚好也被安置在了10号床。

　　站在病床前的那一刻，薛瑾心潮澎湃：“12个小时前，一个生命逝去；12个小时后，一个生命重生。也许那位捐献者已经被火化，而在这里躺着的人会带着捐献者的器官延续生命。”

　　这份工作的意义不止于此。

　　5年前，在薛瑾的协调下，田艳冰16岁的女儿接受了一个意外身亡的10岁孩子的肾脏移植。

　　从那之后，每个星期一的早上，薛瑾都能收到田艳冰发来的消息——“一周安好 ”。既是报告女儿移植后的状况，也是向所有医护人员表达问候。

　　女儿术后不久，田艳冰就登记成了器官捐献志愿者：“我也要做这样的人，不仅仅是捐献器官，遗体我也留给医学院的孩子们去做研究，让更多优秀的孩子学出来，去继承器官移植事业。”

　　8年间，薛瑾成功协调完成器官捐献300多例，让1500多名患者和家庭重获新生。直到现在，看到患者家属郑重地签下“同意捐献全部有用器官”时，薛瑾依然会肃然起敬：“在我心里他们都是英雄。”

　　“帮助逝去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这是她对自己工作的理解，“当你看到一个鲜活的生命重新站起来，你会觉得特别有意义。”

　　在薛瑾和同人们的不懈努力下，截至 2020 年 6 月 3 日，我国人体器官捐献有效志愿登记人数达到2079369，29234人实现器官捐献，84810人因此受益。（文/阚纯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