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是我国美术发展的激进期。在迅猛、激烈的变革中，冯远不是新思潮的弄潮儿，也不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保守主义者。他性格中固有的理性精神，驱使他冷静、审慎地思考和处理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传统与革新的矛盾和中西之争这类课题。他认为中国画包括人物画创作，有很大的潜力和多种可能性待发掘，于是他决心把主要精力用在探索水墨艺术表现内容与形式的可能性上，探求的重点是传统水墨语言，特别是线的自由性、灵动性与体面造型的严谨性的有机结合。冯远在“写实”水墨中加大了表现的力度。他用夸张、变形的手法，刻画人物鲜明的个性特征，强化线的律动性，谨慎地避免过分的夸张可能给人物形象带来的丑化。

　　中国古代的人物画，功能上多强调“成教化，助人伦”，于画家则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然而自唐代人物画高峰之后，其主流地位逐渐为山水画、花鸟画所代替，至近现代方得复兴。但当代的传统人物画仍然存在形象雷同、图式重复的问题，更少有画家能从“历史与文化”的深层角度进行探索。冯远的知识结构和感情容量显然不能被花鸟、山水、人物这种区隔所限制，他一方面看到“真正代表现代中国艺术精神的已不再是山水、花鸟，而是人，是大写的现代人”；另一方面，他冷静地觉察到，当代人物画的发展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物质形式因素不断获得超拔，而作品中的人物和艺术家的精神因素却不断迷失。”虽然冯远的作品以描绘人物为主体，但他的艺术资质是综合性的，他所思考的问题也是多层面的，这使得他的整体艺术面貌显得宽广而丰厚。他不但认同现实主义的艺术传统，而且赞赏萨特的信念“我们必须为我们的时代写作”。他在历史思考与现实观照之间，保持着情感和精神上的平衡。作品《世纪智者》即是通过表现相当程度上决定历史命运的领袖肖像引发人们对历史的思考——冯远不但表现“历史的人”，更是在思索“人的历史”。

　　《世纪智者》表现出冯远对于主题创作的理解。20世纪的主题创作兴盛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不同于一般主题创作的方法，冯远没有将主题框定在某个具体的人、事或成就上，没有通过一定的叙事结构来表现主题内容。智者的队伍来自冯远的判断和选择，来自冯远心底的英雄主义旋律，这里的每一个音符都是他内心的浅吟低唱。在诸多伟人不同的成就之中，艺术家表现的是一种个人化的判断和公众的认同。作品对于内涵的丰盈宏大和形式语言之新颖特异的考量，超越了传统中国画创作的审美定式和惯性格式，这无疑是一次直面传统和经典的挑战。冯远在描绘圣贤容貌表情的基础上，通过这些群体形象，表现特定的时代精神，架构起一座纪念碑式的肖像全图。

　　2015年应中国国家博物馆邀请，冯远为其中央大厅重新创作了《世纪智者》，他在原画的基础上大幅度扩展画面，使智者形象由原来的102位增加到了163位，新增加了杨利伟、袁隆平、乔布斯、比尔·盖茨等60余人，使智者的肖像群阵势得到进一步的扩充，体现了时代特点。在完成重新创作的《世纪智者》后，冯远说：“‘智者’的后续之作就该由未来的年轻人去完成。而我，则与有荣焉，在艺术家有限的生涯中，有幸与盛世同行，与智者同行，与实现中国梦同行。”（张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