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中国足协在上海召开了2018赛季职业联赛总结工作会。此前纷纷扬扬的一些足坛改革的传闻，也终于尘埃落定。而相对于此前网络上传言的国家队踢职业联赛、全队限薪3000万、球员合同重签等“大刀阔斧”甚至有点“啼笑皆非”的改革，出炉的新政可以说是十分温和。

　　这些政策总的来看，是中国足协向国际接轨的一次尝试，但具体实施起来，还要依靠更加完善的制度与监督。

　　国内球员顶薪1000万高不高

　　此次新政，最受外界关心的便是此前已经确定的“四大帽”(注资帽、薪酬帽、奖金帽、转会帽)的细则。从公布的具体限制金额来看，足协有着一颗让俱乐部公平竞争、禁止烧钱的决心，但真正出手时，还是考虑了循序渐进和实际操作的可能性。

　　国内球员薪资方面，规定中超球队的国内球员，最高薪限制在税前1000万元(税后550万元)人民币。而参加2019亚洲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的国家队球员，在个人最高薪的基础上上浮20%。中甲和中乙球队则暂时不设置最高薪限制。

　　新政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此前已经签署的合同继续执行，待原合同到期后再按限额重新签订新合同。

　　点评：经过几年的疯狂烧钱后，国内球员目前能达到税前1000万元年薪的不在少数，这次限薪势必会影响到这些球员的钱包。但如此限薪，依然不能达到让球员所得与真实水平相符合的目的，要知道，隔壁日本J联赛的顶薪只有300万元人民币。

　　虽然中国与日本的市场环境不同，不能相提并论。但球员最终都要放到国际市场论斤两，如果把中国球员放到欧洲市场，就更要打折扣。这样的情况下，在国内就可以轻松地赚个盆满钵盈，谁还会想漂洋过海去海外历练？因此这个限高线到底高不高仍值得商榷。

　　大牌外援会越来越少

　　新赛季中超中甲的外援政策都将保持不变。此前网传的恢复亚洲外援名额，并没有最终成型。

　　但由于足协对于俱乐部支出和球员薪酬占据俱乐部总支出的比例都进行了限制，想要不超过此限额，今后联赛中的大牌外援将会越来越少。

　　俱乐部支出限额方面，中超俱乐部2019年支出不得超过12亿元，2020年不得超过11亿元，2021年不得超过9亿元。中甲俱乐部则限制在2亿元。此外，球员薪酬占据中超俱乐部总支出的比例需要在三年内从65%下降至55%。

　　点评：在这样的总体调控下，一旦引入一名大牌外援，势必会影响到俱乐部其他球员的收入以及俱乐部其他方面的支出。这也意味着中超对外援的吸引力将逐步下降，即将到来的2019转会市场中，这一新规的影响或许会有直接的显现。

　　中超必须要带着女足玩

　　在中国足协公布的2019赛季中超联赛准入细则中，最大的变化是明确要求中超俱乐部带女足一起“玩”：建立女足球队不须立即执行，后期将转为强制。女超俱乐部每年投入不低于1500万，不高于3000万。

　　点评：这一规定，对于各地女足的发展自然是一大利好，但要提防“好心办坏事”。各地女足成为香饽饽后，如何用完善的配套政策来稳定这一市场，不至于产生挖人、抢人、哄抬物价的乱象？如果一个城市有两支甚至以上中超球队，有限的女足资源该如何分配？比如上海上港和上海申花，会不会在上海女足的抢人大战中引发市场的混乱，让原本平静的女足，一夜之间变成一个战场？

　　“归化”外籍球员是一条捷径

　　昨天的总结报告中，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足协党委书记杜兆才明确表示，未来中国足协将“积极推进优秀外籍球员的归化工作。未来中国足协将出台关于归化球员的实施政策，协助俱乐部试点归化具有较高水平的优秀外籍球员，参加中超联赛”。

　　点评：此前，由于手续复杂，“归化球员”这一让不少国家足球开始崛起的秘密法宝，在中国却行不通。据悉北京国安俱乐部正在积极归化两名华裔球员：挪超的侯永永和英冠的延纳里斯，并取得了积极进展。对于急于出成绩的中国足球来说，如果“归化”工作能够更加顺利，不失为一条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