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都有荐人用人的权力。近日读史，两则古代官员荐人用人的故事，让人印象深刻。

　　一则故事的主人公叫羊祜，此人是多次率兵伐吴的晋国大将，很受晋武帝司马炎赏识。因病重从前线回到朝廷工作后，羊祜向晋武帝推荐杜预接替自己，并当面烧毁了荐稿。晋武帝不解：“举善荐贤乃美事也，卿何荐人于朝，即自焚奏稿而不令人知耶？”羊祜回答：“拜官公朝，谢恩私门，臣所不取也。”意思是说，官员任命是国家的事，把恩记在推荐人身上的事，他不能做。

　　另一则故事的主人公叫李昉，此人是宋太宗时期的参知政事。对待求官者，李昉的态度是“有求进用者，虽知其才可取，必正色拒绝之；或不足用，必和言温语待之。”对自己推荐的可能会用之人，李昉为何要“正色拒绝”？李昉这样解释：“用贤，人生之事；若受其情，是市私恩也，故拒绝之，使恩归于上。”意思是，对那些可用之人，若受其情，就是出卖私恩，所以当面拒绝。

　　羊祜和李昉，都是当朝的高官，都有荐人用人的大权，他们的可贵之处在于不市私恩，即不以出卖个人的“恩典”来换取别人的谢意和好感。这二人秉公用人、不徇私利的高尚精神和品德，是对“夫执政者，恩欲归己，怨使谁归”最好的回答。

　　培养、推荐、提拔干部是领导的分内之事，是公事。将其视为自己手中的“私权”，凡给人一点“恩惠”，就竭力使人知晓在“事成”的背后，有自己的一份“功劳”，是自己“使了劲”“起了作用”，让人念念不忘“私恩”。这种“谢恩私门”的行为，虽只是少数官员所为，但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就会使干部之间关系庸俗化，搞亲疏远近，破坏团结，其危害绝不可低估。

　　清朝末年，慈禧太后为显权威，示意朝廷凡升官者皆必谢恩她本人，其道大行，使官场攀龙附凤之风愈演愈烈，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权力共同体。有学者称之：“连党类以树虚誉”“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而导致结党营私、吏治糜废。

　　当年，蒋介石通过市私恩、予小惠的收买之术，笼络了黄埔前六期学员中的很多人。这套权术对巩固蒋介石个人地位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这种歧视性统军政策令国民党军内非嫡系部队反蒋起义、兵变和哗变不断发生。而中央军内的黄埔生倚仗特权，四处横行，民心丧尽，国民党统治区普遍称他们是“蝗虫”。历史一再证明，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搞门客、门臣、门附那一套，危害极大。

　　自古以来，“不市私恩”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很多有识之士，都把为国荐高才看作是自己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和责任，而决不从中谋取丝毫的个人利益。尽管受历史局限，古代的“不市私恩”带有效忠皇权之意，但其中蕴含的无私品格，却无碍于年深久远，即使在今天，仍能使人感到它的可贵。

　　荐人用人图报私恩，与党的性质宗旨背道而驰，与党的组织路线格格不入，与党管干部原则水火不容。应当认识到，党员只有一个上级，就是党组织；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干部。离开党组织这个根本，个人的进步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感恩组织，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程，也是每一名党员的基本政治品质。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选贤任能，从来都是一支军队的“存亡之本，治乱之机”。“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假大君之名器以市一己之私恩乎。”不以“荐”为恩，不以“恩”市利，荐人用人时坚持五湖四海、德才兼备，这样用起来的干部，才能如“导弹司令”杨业功那样，“铸剑卫国报党恩”。

　　（刘海涛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大庆军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