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梁家河的第一个冬天，苦闷孤独的习近平按捺不住，跑回了北京，又被送到父辈曾经参加革命的太行山根据地。姨和姨夫给习近平讲当年如何做根据地的群众工作，说：我们那个时候都找机会往群众里钻，你现在不靠群众靠谁？听了长辈的话，习近平回到梁家河。母亲齐心还特意给大队支书梁玉明写了一封信，恳请支书好好管教近平，帮他渡过难关。渐渐地，村里人发现，近平开始变得踏实，劳动上也更加积极主动。到1972年再次回北京探望父亲前，习近平已经是一个可以挣满十工分，与村里人相处融洽的“自家人”，也开始参与村里的各项工作了。

　　从不习惯、不适应到与老百姓打成一片，除了家人的鼓励支持，陕北百姓的接纳包容也至关重要。同在延川县的知青黑荫贵回忆，知青吃的粮食要从大队社员分配的粮食里拿出来，村民却从来不抱怨知青抢了自己的口粮，反而是觉得城里的娃娃来这里受罪吃苦，应该帮他们一把。不仅如此，老乡们还手把手教知青劳动，家中有了一点肉、操办喜事的时候都要邀请知青们来家里做客。老乡们对知青生活上照顾有加，思想上也从来不“看碟下菜”，疏远所谓成分不好的知青。在淳朴的陕北百姓眼里，干活好坏远比出身好坏更重要，虽然可能是大字不识一个，但是却十分尊重有知识、有文化的“好后生”。在那样的年代下，这样宝贵的品质，就像坚实的臂膀，为知青们撑起了一片晴天，一方厚土。

　　1973年，延川县派驻文安驿公社的工作队队员陶海粟，在梁家河村一间黑咕隆咚的破窑洞里，拜访了村里留下来仅有的三个知青——习近平和雷榕生、雷平生两兄弟。几个年龄相近、有理想、好读书小伙伴，很快就聊得非常投缘了。这年秋天，已经是团县委书记的陶海粟，由于对习近平为人和见识的信任，向县委推荐习近平和自己一起进驻临近的赵家河大队，开展社会主义路线的教育工作。看到习近平有点忐忑，陶海粟鼓励他说：你放开干，干得好算你的，干不好算我的！

　　1974年春节过后，20岁的习近平赶往赵家河。第一天开会，他就操着地道的陕北话，给队里的干部、社员开会讲话。这让陶海粟印象十分深刻。后来的几个月，他真的撸起袖子放手干起来了。在赵家河，习近平“身兼数职”。白天，他既是宣讲文件、带头抓生产的领导，也是抄起铁锹亲自打坝植树的壮劳力；晚上，他是点起油灯教社员写名字的夜校老师。渐渐地，村里人有什么大事小事都爱找习近平解决。评工分有了不同意见吵起来了，大家就说，“别嚷了，让近平来给断断”；习近平开会的时候，大家再没有以前磨磨蹭蹭到场，打瞌睡拉家常的毛病，而是听得特别认真。

　　今天的长辈在教育晚辈的时候时常会说一句话：好好学习，将来考个好大学。但对于70年代的知青们来说，上大学是一个绝对可遇而不可求的奢望。文革后期，大中专院校开了从基层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口子”，对于知青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改变命运的机会。1973年的下半年，雷平生和习近平说：自己打算去上大学。不料，习近平却对他说：我到梁家河毕竟好几年了，老乡对我不错，我不能就这么走了，得帮助老百姓做点事。“万一将来有什么变化，你可就上不了大学了”，面对雷平生的劝告，习近平却坦然地说：“走不了我就在这呆着吧，我本来就是个农民。”

　　这时的习近平，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行动上，已经决心把自己交给陕北的黄土地了。几十年后，已是党的总书记的习近平在做十九大报告时说：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回想他在梁家河彼时彼刻的那句肺腑之言，懂得感恩和回报，想为老百姓做点事，那就是习近平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