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2012年春节刚过,一封近5000字的长信,摆在了基地司令员的案头,是关于基地建设发展的想法,言辞激烈,语气率直。信是他写的,看得出很着急。直到司令员和他一起商定,安排人员和经费对他所提的发展路线进行研究,他绷紧的脸松了下来,笑了。
住院期间,他和来看望他的基地司令员闭门谈了一个多小时。他也感叹,一生最大的缺点是说话直率得罪人,不懂人情世故,不会“做人”……
他说话硬,直来直去,不绕弯子。乍一听,难以接受,时间长了,都知道他不玩虚的,一辈子有自己的做事和做人原则。就像他去世前说自己,“我不善于交往活动,实事求是搞科学。”
凡是和他有过接触的人,都知道他讲原则不是空的。他参加学术评审会,从来不收评审费,不让参评人员上门拜访。从没有接受过一个人的礼物,材料都是通过邮局或其他人捎带的,他只要材料,不要见人。科研成果报奖时,他总是把自己名字往后排,不是自己主持的项目坚决不挂名。平时专门的请客吃饭他概不参加,就喜欢自助餐。讨论会上该说就说,不管在座官大官小。
他有“三个不”:不是自己研究的领域不轻易发表意见、装点门面的学术活动坚决不参加、不利于学术研究的事情坚决不干。
2005年,东北某大学邀请他当名誉教授。他说:“我们研究领域虽然接近,可是距离太远,鞭长莫及的,我给不了什么指导,这挂名教授我还是别当了。”
去年,在安徽黄山召开评审会,会议主办方请他当主审。他老老实实地说,第一个成果跟我研究方向有点关系,但也够不上当主审,第二个成果不是我的研究领域,我当不了评委,你们抓紧时间再找人吧。
他说,自己虽然是院士,只算得上某个领域专家,不可能样样都懂,样样都精。而且专业越深就越窄,别的懂的就越少。
他工资不低,所以掏钱时并不手软。老战友在外地聚会,他说战友们转业早,工资不高,他慷慨解囊。青海玉树地震,他悄悄捐了3万元。
但他自己,一块手表用了15年,一个游泳帽用了19年,一个公文包用了20多年,一个铝盆补了又补舍不得扔。他搞实验,动手能力强,家里的沙发和床是他用包装箱拆下的木板做成,沙发套是老伴亲手缝制。客厅里的小木椅是他用家里铺完地板后剩下的废料,花了半天时间敲打好的。屋里的灯也是他引了一根电线加一个灯管改造而成。
去世后,学生们收拾他的衣物,除了军装,没找到几件像样的便装,两件毛衣还打着补丁。
他偶尔也享受过一次,他和老伴去郊外一个农家乐吃饭,点了一个“大丰收”,就是玉米、南瓜、花生几个菜煮在一起,他从来没吃过,对这个组合菜赞不绝口,对老伴说咱们回去也做这个。
他的学生们说,老师是一个心里有爱的人,长时间接触,感受得更深。他戴了15年的手表,是大学母校百年校庆时送的纪念品,他一直戴着,旧了磨手,就用透明胶粘上。他去世后,护士想把手表摘下来,老伴理解他,说老林喜欢,就让他带着走吧。
他带过的每位学生,都在他的电脑里有个属于自己的文件夹,每一个文件夹都详细记录着每个人的技术专长、培养计划和施教方案。
住院期间,他让学生们将各自的文件夹拷贝走,这时学生们才发现,从跟他的第一天起,短的三四年,长的十几年,他都详细准确地记录下了每个人的成长足迹。
去世前三天,他写下这辈子的最后338字,虽然手抖得厉害,但字迹工整,没有一丝潦草。这是他给学生写下的论文评阅意见。他在5月的最后一天去世,这个学生在6月通过了毕业论文答辩。
(五)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一年,南京大学的高材生黄建琴参军到了马兰,她也搞核试验,是后来马兰有名的“核大姐”之一。
与他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相伴,黄建琴总习惯一个人的生活。最后,她含着泪说,老林的最后几天,是她跟他呆在一起最长的一段时间。
他欠家里人太多,特别是对女儿一直有着愧疚。他带的23名学生都是科技精英,却没时间管女儿的教育,女儿没读过大学。他只好对女儿说,你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我们没有教育孩子的经验,你是我们的试验品,就多担待点吧。女儿出嫁,他在外执行任务。女儿办完结婚证,背着简单的行囊进了丈夫家。儿子结婚,他也一直没抽出时间和亲家见面,婚礼由对方一手操办。
他不是个完人,但他被家人理解。老伴说,“这一生我陪伴他,我觉得我值。因为,他为国家、为人民、为党,做好了他应该做的事情,良心上没有愧对党和人民对他的培养。”
他去世后,10万元慰问金交到老伴手上,她深深地鞠了一个躬表示谢意,说:“这些钱就当做他的最后一次党费吧,这也应该是他的心愿。老林一辈子干了他喜欢的事业,他对党和国家的爱刻骨铭心。”
女儿说,很多人说林院士一辈子没享过福,但我知道父亲不是这样的。他对幸福的理解不一样,他说过他这一辈子真的很愉快。
参加第一次核试验的人们回忆起,那个时候他一股朝气勃发的劲儿;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虽然年纪大了、人沧桑了,他蓬勃的朝气、工作的热情一点没变。人们在想,是什么支撑着他走出了比75年更长的生命跨度?
创造了马兰精神、见惯了英雄的马兰人送给他一副挽联,为他送行:“铿锵一生,苦干惊天动地事;淡泊一世,甘做隐姓埋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