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珠峰有“五星级”之称的登山营地，吃喝住自然不是问题。登山公司帐篷的防风性能很好，我们自带的睡袋也很厚，但睡觉还是冻脚。

　　我每天是这样睡觉的：身上穿一件羽绒服，脚上裹一件羽绒服，头巾捂脸只露眼睛，头戴毛线帽，再用一个塑料瓶灌上热水放在脚边，然后钻进睡袋扮演蚕蛹。

　　不过，痛苦有多深刻，幸福就有多么独一无二。

　　清晨爬出帐篷时迎接你的白雪与红霞，傍晚时分稍纵即逝的日照金顶，明暗交际时雪山脚下传来的牦牛铃声，脸被吹得没有知觉的夜里看到的星空……

　　我有时会想，看过西藏，是否再无其他风景？

　　为什么非要上五千米？

　　那么问题来了，从报道的角度讲，如此状况百出，上五千米采访究竟划不划算？留在后方打打电话要要图片不能发稿吗？

　　事实上，西藏分社的登山报道在老一辈体育记者的努力下，树立起了几乎难以超越的行业标杆。作为后辈既无比自豪，又无比焦虑——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这是2005年5月拍摄的西藏登山队员正在艰难攀登珠峰，协助国家测绘局完成珠峰高程重测任务。新华社记者 索朗罗布 摄

　　到现场去，这是任何时代对记者的基本要求。虽然高海拔攀登情况特殊，我们无法一路跟随，但离现场近一点、更近一点，应该是记者的永恒追求。更何况，这是一个社交媒体和新闻可视化的时代。

　　于是，我们策划了一次英文直播。由于时间紧张，三人团队仅用一晚就在缺氧状态完成了脚本，与登山协会和国际登山团队完成了对接——就是在那个几乎没人睡着的夜晚。

直播团队与国际登山队合影。

　　我们还在总社体育部的指导下拍摄了许多探营小视频，并传回了大量山峰上的珍贵视频和图片。尤其是在北大登山队登顶返回营地后，我第一时间获得顶峰视频，这也是新华社第一次在新媒体平台上发布来自世界之巅的视频画面。如果没有多日在现场的守候，没有与登山队的长时间接触，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有了亲身体验，我也由衷地对所有在高海拔地带冒着极大风险拍摄视频和图片的人们充满敬意。

　　除了让报道更具现场感，珠峰大本营也是登山季所有消息的汇总地带，记者在这里能第一时间接触到掌握核心信息的关键人物，也能对登山活动的节律有最直观的体验。关于珠峰登山修路、希夏邦马峰攀登的最新动向，都是我在大本营与登山管理部门聊天时得知的。登顶消息能做到首发和细节翔实，也源于我在大本营步话机旁的彻夜守候。一些有趣的人物故事，同样是在大本营随机采访而得。

笔者在大本营出镜工作。

　　在珠峰和希夏邦马峰登顶窗口期，在身外寒气多、体内氧气少的情况下，我每天日出“上班”，日落也不“下班”。即便如此，我仍然感激这段经历，也感激同我并肩作战的伙伴。与所有登山者一样，我更感谢雪山对我的接纳，即便只是在山脚窥得其伟大的侧颜。

珠穆朗玛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