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游怎么算好生态补偿账本

　　虽然已有阶段性成效，但李晋还是认为，生态补偿的范围和规模应再大一点。“贵州是西部省份，还是缺乏资金，希望长江流域的其他省份能多参与这种生态补偿。”

　　杨志平也清楚，许多地方的试点经验背后仍然存在问题：“这都是江西自掏资金构建的。”作为政策参与者，他坦承这类由各地实施的生态补偿尚属纵向的奖补措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横向生态补偿。

　　“现在的核心问题是，保护者受补偿、受益者付费的机制还没建立起来。”他呼吁，长江流域各省市之间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亟待建立。

　　但跨行政区域的制度协调，一直是个大难题。在流域上下游间实行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仍需要解决许多细节问题，尤其是怎么算好上下游之间的环境账、经济账。

　　在开展横向生态补偿试点比较早的安徽和浙江之间，就曾因指标细则不同而造成过困扰。

　　在刚开始试点时，安徽和浙江对交界处新安江的水质评判标准有不同的看法。安徽方面认为，应该以河流水质的三类水作为评判基准；浙江方面则认为，新安江在进入浙江省后注入千岛湖，应该以湖泊二类水水质为基准。而河流三类水水质不监测水的富营养化指标，湖泊二类水则把富营养化指标看得很重。

　　不同的指标，意味着不同的治理成本。最后，两省协商决定，将新安江最近3年的平均水质情况作为评判以后水质变好或变坏的参照。

　　生态环境部水环境监管司司长张波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整体看来，许多生态补偿试点仍未达到目标效果。让他感到遗憾的是，目前他“还没见到全国有哪个地方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生态补偿机制”。

　　张波分析，主要问题还是在于很难算清楚“账本”：上下游之间应该补偿多少，以及从哪些方面补偿，哪些生态保护工作是上游本来就应该做的，哪些是为下游和流域整体做的，“这个账该怎么算，还缺乏一套基础的东西”。

　　“罚多少、奖补多少，这个数额怎么算是关键。如果算不出来这个数，怎么能让上下游地区形成共识，来签合同呢？”张波认为，推行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应以上游地区的指标为主要参考，但也要评估上游自身的生态保护职责，但也正因如此，才难以算好详细的“账本”。

　　期待更多补偿方式和协调机制

　　虽然面临种种困难，但很多地方与专家也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思路。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忠认为，生态补偿的方式可以更加多元化，例如除资金补偿以外，下游地区也可以考虑以产业转移、共建产业园区、人才培训、对口支援等项目式的方式来为上游地区提供补偿。“上游把生态环境保护好了，下游有发展空间，上游也可以参与到下游的产业发展中。”

　　李忠也认为，考虑到一些地方财政的现实压力，开展横向生态补偿时也可以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例如发行绿色债券，建立生态银行、湿地银行，或者引入大型企业，吸引更多社会资金参与到生态保护工作中。

　　这一建议的现实基础，来源于长江上游的重要支流赤水河的实践。今年6月，赤水河沿线4家酒企共向云南镇雄捐赠了2400万元，用来支持当地脱贫攻坚和生态保护工作。从2014年起，仅茅台集团就连续10年累计出资5亿元作为赤水河流域水污染防治生态补偿资金，用于赤水河保护。

　　除了大型企业的参与，赤水河流经的云南、贵州、四川3省也建立了跨省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今年2月，《赤水河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协议》签署。云南、贵州、四川3省商定，每省按1∶5∶4的出资比例，拿出两亿元，按3∶4∶3的比例分配给3省，用于该流域生态环境治理。

　　然而，上述赤水河的实践仍面临具体管理的问题。据四川省环保厅水环境管理处处长芮永峰介绍，云贵川3省在该流域生态补偿工作中，初步商议出“轮流坐庄”的值班制度，但还需要尽快探索落地，设立统一的管理机构，并且考虑好相应的人员、机构设置。

　　在长江水利委员会规划计划局副局长罗小勇看来，生态补偿机制包括很多领域和方面，流域内的受益主体和责任主体也有很多个，因此推进速度不会特别快。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停下脚步。“如果要把所有事情都搞透了才去行动的话，也很难落地。”

　　作为全国较早试点跨省市流域生态补偿地区的环保负责人，罗宏也认为，保护和治理新安江等长江流域的水生态环境，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给不给钱、给多少钱不影响我做这件事”。

　　记者最近还获悉，在与浙江联合实施水环境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几年之后，安徽省与江苏省、河南省也在协商生态补偿机制合作的可能。罗宏希望，还能有更多的协调机制，以进一步促进生态补偿的落地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