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守望者

　　哈尔滨市南岗区十字街45号，是黑龙江省公安厅刑事技术总队所在地，也是崔道植付出毕生心血的地方。

　　“我在3楼实验室”——老同事回忆，上世纪90年代，时任刑事技术处处长的崔道植极少“老实”地待在办公室，一有时间就扎进实验室搞研究。门上的字条，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特别是紧急任务时，他就带上一瓶水、一袋面包，钻进实验室，一干就是一整天。”省公安厅刑事技术总队警务技术主任张巍对这位老前辈充满敬意，“崔老师常跟我们讲，做咱们痕迹检验工作，一分一秒都不能耽误，受害人家属等着我们的鉴定。”

　　“哐哐哐……”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传来。

　　“请问，崔老师在么？”2017年初，哈尔滨市公安局刑事技术支队副支队长李新明带着一份案件指纹，敲开了崔道植的家门。

　　当时，崔道植刚刚做过白内障手术。他没有丝毫迟疑，盯着指纹样本连声说“好好好”，痛快地接下任务。

　　术后的眼睛很脆弱，过度使用就会流泪不止。崔道植一手拿着纸巾擦眼泪，一手扶着显微镜，眯缝着眼，花了大半天时间才看完所有指纹。

　　事后，得知实情的李新明眼泪夺眶而出：“崔老，这个时候我还让您看电脑，对不起啊！”

　　崔道植笑了：“没事的，不要多想，不要多想……”

　　“他是中国的刑警之魂”——采访中，多位公安民警在谈到崔道植时竟异口同声。他们从这位一直并肩战斗的老警察身上，获取着榜样的力量——

　　这力量，源自他恪守公平正义的警察誓言：

　　有一次，在一个未成年人被害案现场，一向沉稳淡定的崔道植不淡定了。

　　那个现场惨不忍睹，被害小女孩的双眼被犯罪分子用凶器刺瞎，让许多在场的民警禁不住流下眼泪。一向寡言少语的崔道植突然拿起扩音器，用颤抖的声音对大伙儿说：“同志们，我们的工作不仅是抓住犯罪分子，更是温暖那些受害人的家属，为他们找回公道，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

　　崔道植的话，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这力量，源自他对痕迹检验工作的由衷热爱：

　　崔道植曾这样说：“工作是我的乐趣，我觉得每破一个案子，就年轻了一次；每攻下一个难题，就年轻了一回。”

　　因为热爱，所以快乐；因为快乐，所以无悔。

　　从警64年，他始终坚持科学、准确、规范、公正的原则，累计鉴定痕迹物证7000余件，无一差错。这些鉴定结果往往成为侦破案件的关键所在。

　　这力量，源自一场场实战中的“忘我”付出：

　　在黑龙江贾文革连环杀人案中，他不顾腐败尸体发出的恶臭，带着技术人员一筛子一筛子排查物证，投入的模样让年轻警察钦佩。

　　在五大连池银行抢劫案中，他拿着放大镜贴着墙面一寸一寸地寻找蛛丝马迹，几个钟头后，从三根麻纤维中寻到线索，为案件成功侦破提供了重要证据。

　　为了争分夺秒抓捕嫌犯，70多岁高龄时，他曾跟随专案组三天跑了三个现场，行程超过2000公里，勘查结束后却因血压高被直接送进医院。一路上，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没吭一声”。

　　自从上了年纪，再出现场时，他裤兜里总揣着一瓶速效救心丸，在人们忽略的某个瞬间，默默吞服，然后又中气十足地与大家“现场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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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力量，更源自他对警察事业的“无我”精神：

　　虽身经百战，崔道植所获的奖章并不多，仅1枚公安部颁发的二等功和5枚三等功奖章。尽管如此，他永远心存感激，想方设法地做更多事来回报组织。

　　这些年，他带头攻克多项科研难题，主持研究的痕迹图像处理系统、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等，填补了国内多项技术空白；他研究发明的用铝箔胶带复制弹头膛线痕迹的制作方法和弹头膛线痕迹展平器，以更稳定、更清晰的呈现效果被多地公安机关采用。

　　提起这项发明，崔老自豪地介绍：“一开始，人家让我申请专利。后来我看到大家都在用，干脆放弃了专利权，只要这个对破案有利、对国家有用就行！”

　　鲜有“功勋章”，却留下更多实绩和声名。他将赫赫功勋，刻在维护公平正义的警徽之上，记在享受平安生活的百姓心中。

　　“小时候，我经历过伪满洲国时期的黑暗统治。后来入了党并做了一名人民警察，我的工作是直接为被害人服务，和旧社会的警察不一样，我觉得很有意义。”

　　拳拳报国心

　　衣柜深处，静静地挂着一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橄榄绿警服，警服胸口处别着一枚年代久远的纪念章，上面赫然写着“抗美援朝纪念”字样。

　　尽管纪念章的光泽已然暗淡，珐琅镶边也不再华丽，但仍能令人感知它的珍贵，仿佛触摸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1951年，吉林梅河口，一个朝鲜族青年“雄赳赳、气昂昂”地报名参军。因为工作需要，他被分配做了一名朝鲜语翻译员。

　　“我想上战场，不想当文书！”17岁的崔道植不服气，找指导员理论。

　　“当翻译也是为抗美援朝做贡献，也很光荣！”指导员严肃地说，“从参军这天起，你要一切服从组织的安排！”

　　因为战场形势需要，崔道植最终也没能获得到朝鲜战场的机会。对此，他无条件地服从：前后方都是为国家做贡献！

　　“我的一生，都是听从党的安排。”操着浓重的东北口音，这位耄耋老人平静地讲述着他并不平凡的人生。

　　“我是一个旧社会里贫苦农民家的孩子，童年忍饥挨饿、生活没有尊严。新中国成立，人民得到解放，对我来说就是重生，我的生命、我的知识，都是党给我的，我要报答党恩。”

　　“报答党恩”——是崔道植在采访中重复最多的话。

　　1949年，15岁的崔道植成为一名儿童团团长，手握红缨枪，英姿飒爽。那时起，他立下志向：今后要参军，一定要参加共产党的军队；要入党，一定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份信仰，擎起70年奋斗的力量。

　　1955年，崔道植所在部队集体转业，他开始与公安刑事技术工作结缘。后来，组织上又安排他去公安部第一人民警察干部学校（现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学习。崔道植成为新中国首批痕检专业的学生。

　　“一进学校，我就对这个专业特别感兴趣，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晚上还跑到食堂、厨房四处‘借’光看书。”提起痕迹检验，崔道植的眼睛立刻发光，那种幸福感是从心底里迸发的，“当时我就想，组织上这么培养我，我一定要把它学好，回到工作中报答党和国家。”

　　“我热爱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级给我的一切工作，我都是热爱的，因为这是人民给我的……”青年崔道植在入党申请书上写下对党的无限感激，也写下了一名年轻党员的“初心”。

　　这份初心，给予他支撑一生的力量。

　　2006年，全国公安刑事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72岁的崔道植作为代表发言。有同事回忆，当时崔道植激动地说：“我愿为公安事业继续奋斗十年！”话音刚落，雷鸣般的掌声响彻全场。

　　如今，13年过去了，85岁的崔道植仍在刑侦一线日夜忙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对公安部的领导说：“只要国家需要，一声召唤，我将立即起身！”

　　“一声召唤，立即起身”，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不论天寒地冻，还是风霜雪雨，耄耋之年仍争分夺秒奔赴现场——白天来调令，他就白天出发；夜里有调令，他就夜间启程。

　　1999年，崔道植被聘为首批“公安部特邀刑侦专家”，被誉为中国警界的“国宝级”专家。

　　而这位警界“国宝”，每次出差执行任务时都是轻车简从，坐火车买最便宜的车票，下飞机搭乘最简单的公交……用他的话说，“要给国家多省点钱”。

　　如今，除了头发全白，皱纹增多，他模样依旧，精神依旧：一丝不苟的银发，一尘不染的衣着，一副老而弥坚的身板，一双目光如炬的眼睛——这位有着近70年党龄的老党员，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的质朴无华与清风硬骨。

　　采访中，每每提到“党”，崔道植的眼眶就不能自已地湿润起来。他说：“从小我的父母就不在了，母亲的滋味我记不清，对我而言，党就是我的母亲，对党忠诚就是我的精神支柱。只要我的眼能看、腿能动，我就要为党的刑侦事业工作到最后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