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组织煽风点火并提供资金

　　伴随着香港乱局，与白宫关系密切的一些美国智库和非政府组织也纷纷插手。7月9日，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副主席史安哲主持名为“抗议、镇压及香港未来：与黎智英对话”的研讨会。这个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等人互动频繁的智库传统上并不研究中国，史安哲是中东问题专家，会上还把“祸港”的黎智英的出生地弄错。而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报道，黎智英在美期间大谈“美国道义”，“我们需要知道美国就在我们背后”。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7月30日邀请刚卸任的美驻港总领事唐伟康演讲。唐建议华盛顿应“更积极与香港接触”，不要把香港看作次要议题。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近日刊登了“全球台湾研究院”执行长萧良其的调查报告——《中共在香港影响力的初步调查》。被认为与台民进党关系密切的萧良其在报告中妄谈中国的统战政策。

　　在美国学术界，长期跟踪香港问题的学者并不多。研究香港问题的主要是一些本人有过香港生活经历的学者，如美国香港研究“领军人物”、布鲁金斯学会亚太政策专家卜睿哲。他曾在美国政府从事过涉港事务，参与过1992年《美国—香港政策法案》的制定。卜睿哲近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香港形势正变得相当不幸，香港激进派制定的政治目标正变得“遥不可及”，其使用的战术也更加“好斗勇武”，“几乎是在吸引警方强力应对”。但他认为，香港未来只有在中央政府、香港建制派等各方的共同合作中，才可能实现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

　　“美国政府、非政府组织为香港的‘反修例抗议’煽风点火并提供资金。”加拿大“全球研究”网站6月14日刊文称，“几十年来，使香港远离中国对美国来说至关重要”。文章援引一位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前特工的话说：“香港是我们的‘监听岗’”，并爆料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为香港有关团体提供资金的做法可追溯至1994年。被称为“第二中情局”的NED一直是美国介入香港事务的“开路先锋”。美国媒体称，该基金会旗下四大分支中，至少有两家在香港活动十分活跃，即国家民主研究所(NDI)和团结中心(SC)。尤其是前者自1997年以来就活动频繁。该基金会负责亚洲项目的副主席路易莎·格里维称，NED对于香港团体的支持是“持之以恒的”。2014年发生“占中运动”时，格里维公开承认，香港反建制派活动分子知道与NED合作的“风险”，但仍执意这么做。2014年4月，以李柱铭、陈方安生为首的反对派先与NED勾结，后又向时任副总统拜登等人“寻求帮助”。

　　《环球时报》记者在NED网站搜索关键词“香港”，共发现14个相关项目，总资助金额高达195万美元。如2016年一个预算为35万美元的项目内容是“协助寻找香港民主和政治改革的新途径”。2018年一个预算9万美元的项目，目的是“提高国际社会对香港侵犯人权行为的认识”。今年5月，该基金会邀请一些“港独”分子开研讨会，谈“香港公民社会的多样化诉求”。此后，香港街头暴力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与华盛顿反华政客及非政府组织的论调相呼应。

　　和以往搞“颜色革命”的手法高度相似

　　美国与香港保持密切经济和社会关系，美企普遍称赞香港的商业环境，包括其司法体系、信息自由流动、低税率和基础设施等。目前超过1300家美企在香港开展业务，其中包括726家地区总部。此外，近8.5万美国居民在香港生活。香港是美国贸易顺差最大的单一贸易伙伴，2017年高达326亿美元，主要来自香港购买美国飞机、电气机械、珠宝、黄金、钻石、艺术品、肉类、水果和坚果等。

　　但香港美国商会却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今年3月，该商会通过香港反对派的报纸发声，高调宣称已向特区政府保安局发出措辞强硬的“意见书”。以往美国商会是将相关意见直接呈交特区政府，但这次却忽然上演“商会政治化”的一幕，有意通过反对派媒体公布，以激起社会效应。此后，陈方安生等多名反对派人士赴美，与美国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等人会面。佩洛西近期屡次就香港事务说三道四，甚至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发号施令”。

　　香港一些舆论认为，香港民主派获美国官方高规格接待，显示出美国对香港问题的重视，但在中美贸易摩擦紧张时刻访美，是将“香港和香港反对派卷入中美角力中”，非常不明智。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邓飞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美国对香港的主要影响还体现在高端金融行业，因为大型投行主要来自美国。邓飞认为，美国和中国战略竞争和博弈，打“香港牌”的成本不高。虽然在香港的美资企业据称每年有400亿美元盈余，平衡了中美贸易中美方的部分赤字，但美国可以通过“长臂管辖”掌控在港的美资企业和投行，借修例要挟取消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这是香港头顶悬着的美国利剑，让香港面对两难局面：即便妥协也换不来美国支持的反对阵营的善意；若强硬美国又有可能削弱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

　　冷战时期，美国将香港打造成展示西方民主价值观的“橱窗”，并以此对华实施“软遏制”。美国的渗透一定程度上对香港社会和民众心理造成影响，如部分港人对中国政府带有偏见，让一些香港知识分子和青年人的价值观呈现西化趋势。

　　对此，香港政协青年联会常务副主席陈志豪认为，回归之后，香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体系基本上没有改变，所以一些香港人的价值观依然较为贴近英美。在这次反修例中，不断有人跑去美国见一些政治人物，主动寻求外国势力介入，在美国白宫网站发表联署、与在港的美国外交人员进行“串联”。陈志豪说，不少香港市民知道，这次事件闹这么大背后有外部势力支持，他们也不认同在公众场合举英美国旗的行为，因为这是完全背弃国家利益与民族感情的，毕竟只有极少数人希望香港真的变回殖民地。值得强调的是，举英美国旗等行为在爱国爱港的群众中引起强烈反感，很多市民对这种卖国行为感到愤怒。

　　南开大学台港澳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晓兵认为，香港已呈现出“英退美进”的态势和格局，从2013年的“占中”事件可以看到，香港成为外部政治势力借以支撑的战略堡垒和据点，也成了一个可以深度介入并影响中国的楔子。他认为，在“反修例风波”中，美方在香港实施的操作与在其他地方搞“颜色革命”的手法和模式，不论是形象塑造、力量调配，还是文宣传播、政治诉求有极高相似性，所形成的震荡和冲击的弥散性、持续性、机动性，在层次和广度上都远超“占中”。李晓兵预计美方未来不会轻易放弃香港，但相应的是，北京的反制也在加强，因此，局势总体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