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类似高额律师费的事件，我们需要正视和讨论，同时，更需要重视背后的农民工维权成本高的现实难题，要呼吁和动员社会各方合力帮助农民工降低维权成本。一句话，要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能让农民工流血又流泪。

　　据12月25日《工人日报》报道，2016年7月，贵州惠水县一名农民工在建筑工地发生事故，造成颈6椎爆裂性骨折，颈脊髓损伤并全瘫。其与广东某律师事务所签署委托代理合同时约定，律师费实行事后收费方式，前期律师办案的费用由律所垫付，如果最终赔偿额在80万元到90万元之间，按5%提成作律师费；赔偿额在90万元以上的，伤者只拿90万元，其余全部归律所。今年9月，伤者获得一次性赔偿款180万元，根据协议，律所拿走90万元作为律师费。此事引发热议，不少人认为律师收费过高。目前，广州市司法局表示已依法依规启动调查程序。

　　从新闻报道来看，此事涉及一个专业行为——风险代理，简单理解，其指双方约定先办事后付钱，所付金额与结果挂钩。因为当事人和受委托律所都承担一定风险，故而称为风险代理。但是根据《律师收费管理办法》的规定，诸如婚姻继承、工伤赔偿、给付抚恤金或救济金，以及支付劳动报酬等特殊案件，不能实行风险代理。此外，风险代理收费最高不能超过标的额的30%。

　　以风险代理的方式代理工伤赔偿等案件虽涉嫌违规，但在一些地方，却不是少数，甚至成为“公开的秘密”。有的农民工受伤后得不到赔偿，或者用工单位提出“私了”、赔偿额不能令农民工满意；有的农民工觉得索赔太复杂，愿意实行风险代理，以求省事、能拿到钱。一些律师以类似市场化的方式与其达成协议，一拍即合。某种程度上，这成了一种无奈的折中之选。

　　这种无奈的根源在于现实中不少农民工遭遇工伤后维权艰难。首先是劳动关系难认定，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虽在不断提高，却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因各种原因未能与用工单位形成劳动关系。而一旦出了工伤事故，农民工缺乏取证、固证的意识，劳动关系认定官司往往一打就是三五年。其次，工伤认定的程序较为复杂，工伤赔偿有一系列前置环节，在工伤认定中用工单位又可依法提出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拉长了农民工维权的时间。

　　近年来，在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方面，国家层面和各地都采取了不少举措，比如将恶意欠薪入刑、探索和落实工伤保险先行赔付制度、公益法律援助等，收到了明显成效。但在一些地方，依然有农民工遭遇维权困境。比如，建筑行业多采取层层分包方式，一些农民工的劳动关系不明确，一旦出了工伤事故，维权时间长、难度大，不少人无奈地放弃维权，或者向用工单位妥协。

　　在此背景下，相比耗时耗力去维权且结果未知的自我救济，委托律师代理案件是受伤农民工“两害相权取其轻”下最简单直接的止损办法。而律师代理此类案件也要冒着“白干”的风险，要付出大量时间、精力、专业消耗等成本。

　　眼下，对于类似高额律师费的事件，我们需要正视和讨论，同时，更需要重视背后的农民工维权成本高的现实难题，要呼吁和动员社会各方合力帮助农民工降低维权成本。比如，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切实提升劳动合同签定率，落实工伤保险先行赔付制度；鼓励专业的律师力量积极参与法律援助案件，探索律师费转付制度等。一句话，要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能让农民工流血又流泪。（评论员 吴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