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春梅

　　要不是上海教委把小学语文课本中一篇散文《打碗碗花》里的“外婆”改成“姥姥”，大概不少人还不知道“外婆”原来是方言。争议，也是普及知识的好时机。

　　让大家长了知识是好事，就是不知道上海教委的这番改动是否得到《打碗碗花》作者李天芳的同意，否则这可算是一种侵权，侵害了作者的保护作品完整权。

　　如果没有侵权，那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让大家纠结的是，可能还有许多“外婆”需要变身“姥姥”，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小红帽的“狼外婆”，以后是不是得叫“狼姥姥”？更别扭的是，脑补一下你唱“澎湖湾，澎湖湾，姥姥（应为外婆）的澎湖湾……”的情形，就能感觉舌头和牙齿的不情不愿。妈妈们哼着小调哄孩子的时候，最好也别忘了，摇啊摇，要摇到姥姥桥，万一摇到外婆桥，孩子将来还得再把“外婆”变“姥姥”。

　　据媒体报道，上海教委对这种改动的说法是，上海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要营造多元、包容、开放、和谐的社会环境，希望上海的学生可以适当了解祖国语言的多样性。不知道这种说法是不是对多元、开放、包容有什么误解，当“外婆”变成“姥姥”的时候，不恰恰是因为对语言的不包容、不开放、不多元吗？

　　小学课本选择文学作品是为了传递文学之美，而作家的创作都是字斟句酌，叫外婆还是叫姥姥，应该和作品中故事的发生地和人物密切相关，随便更改便是对文学本体的伤害，违背了选文的初衷。更何况原著作者李天芳本就是陕西人，显然外婆并非是上海一地的方言，而是一种可以被大众接受的方言。也有语言专家表示，外婆并非方言，姥姥倒是在某些词典里被明确界定为方言。

　　说起来，姥姥、外婆各有各的理。如果仅就《打碗碗花》一篇文章来看，外婆与姥姥的变化也许影响并不大，这一改变真正触动网友神经的，是对待方言的态度。

　　在许多人眼里，方言并不只是方言，更是一种乡愁的寄托。随着人口向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涌入，方言变得越来越稀缺。留在大都市的异乡人丢掉了自己家乡的方言，操起了普通话，而大城市也因为外来人口太多，原住民说方言的机会也越来越少。因此无论在大城市还是小地方，这些年都有人在努力保护方言，让它们能够传承下去。因此，当我们的课本如此生硬地对待方言，难免会引发关注和争议。

　　其实，普通话交流固然标准、方便，但是方言所具有的生动和美感也是不可代替的。作为语言教材的语文课本不妨多些对语言的尊重，给语言一些多元的生存空间，比如，别动我的“外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