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的一砖一瓦背后，曾经站立着怎样一个个鲜活的身影

　　一张张反复修改的样式雷建筑图纸，记录下紫禁城建筑一次次的格局更迭

　　能够破例使用十个走兽的建筑，全中国只有一座，就是紫禁城里的三大殿之首——太和殿

　　制作于1773年的符望阁漆纱，二百多年来第一次与公众见面

　　素以神秘闻名的灵沼轩“水晶宫”，铺装着漂洋过海的不莱梅瓷砖

　　故宫里“天字第一号”的文物，是一对乾清宫顶门用的大木墩子

　　永乐十五年六月，公元1417年，正值溽暑。

　　数万名南北各地的工匠，被征召到北京，集合在元故宫遗址东边不远处的一片空地上，准备在这里破土动工，兴修一座新的宫殿。

　　此前，这项营建工程已经筹备了11年之久。从永乐四年开始，采木凿石，筹备物料，疏浚运河，集合匠役，到这个夏天，终于诸事齐备。

　　三载兴工，一座空前宏伟的宫城诞生在顺天府。永乐十八年元月，明成祖朱棣下诏，正式迁都北京，将皇宫迁入了这座集百工之大成的紫禁城。

　　时隔600年，昔日的紫禁城已经成为故宫博物院，而原先用于举行重大典礼的午门城楼，也早已被改造成一座现代化的展馆。2020年9月，金秋时节，午门城楼上的“丹宸永固——紫禁城建成六百年”大展正式开幕，在西雁翅楼、正楼和东雁翅楼三个展厅里，用18个重要时间节点回顾紫禁城的历史，以纪念这座宫城过往的600年岁月。

　　60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而对于建筑和建筑的守护者而言，却意味着数代甚至数十代的沧桑更迭。午门上这个展览要讲述的，就是这600年间，有关紫禁城建筑规划、肇建、变迁、修缮与保护的种种往事。

　　紫禁城的前世

　　要从头叙述北京紫禁城的故事，就必须由明代的南京城讲起。

　　今天南京市内的明故宫遗址公园，曾是明初洪武、建文、永乐三代的皇宫所在。明太祖定鼎南京后，填燕雀湖，改筑新城，修造起一座座壮丽巍峨的宫殿。

　　这座宫城，在日后成为北京紫禁城的蓝图与范本。据《明实录》记载，北京紫禁城“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明故宫，而高敞壮丽过之”。

　　明故宫的绝大部分建筑，在明末就已毁于祝融之灾，然而，它的全套规划与设计思想却被北京故宫继承下来，从而以另一种方式写入了中国人的建筑记忆。两座宫城之间一脉相承的精华，正是从《周礼》和历代都城规划中延续而来的设计意匠，经历了上千年的积累与发展后，终至大成。漫长的演进途中，明故宫无疑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站。

　　西雁翅楼里陈列的砖瓦构件，有许多正是明代都城的旧物。其中一些出土于南京明故宫，另一些则来自凤阳的明中都遗址。明清官式建筑的做法，在继承中又有发展，将这些明代砖瓦的样式与北京故宫的同类构件比较，会发现同中有异，纹样和规格都有微妙的变化。即使相同题材的纹饰，在研究者眼中，也自有毋庸置疑的时代特征。

　　砖瓦构件的寿命，往往比木构件更加长久。金陵王气风流云散，巍峨宫城也已化归尘土，只有这些幸存的零散瓦件和镌刻其上的图案，还依稀保留着明故宫的气息。藉着半块勾头，一枚滴水，有心人或许仍能读解出关于紫禁城前世的些许消息。

　　建造紫禁城的人们

　　中国有许多举世闻名的古代建筑，却没有一位举世闻名的古代建筑师，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紫禁城无声的一砖一瓦背后，曾经站立着怎样一个个鲜活的身影？这个绕不开的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太清晰的答案。

　　为了能让观众感知到历史叙事背后的个体，西雁翅楼的策展团队在讲述紫禁城肇建历程时，着意从史料中打捞出了若干值得记住的名字，作为这支庞大营建队伍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生平，也与这座宫城的营建历程密不可分。

　　正式动工营建北京城时，朱棣委任的总负责人，是一位名叫陈珪的官员。他是随明太祖马上得天下的一名虎将，封泰远侯，受命之时已经年逾八旬，因此还有安远侯柳升、成山侯王通担任他的副手。他们三人共同主持了这项庞大的工程。

　　工部侍郎吴中和太监阮安担任督造官的角色，提纲挈领，为工程做出总体擘画。而具体的规划与建筑设计，则交由执掌营缮的工官负责。工官之中，贡献最大的一位，是官阶并不高的蔡信。有学者推测，他很可能是北京紫禁城营建工程中最重要的设计师。

　　同样不可或缺的职务，还有负责采办木料的采木官。这项任务由工部尚书宋礼、吏部右侍郎师逵、户部左侍郎古朴等几位官员共同承担。他们分头赶赴各个木材产地，率众进山采木，拽运至码头，再由水路押运到京。这是一项格外艰巨的工作。

　　而这场营造工程的参与者中，为数最多的还是无名的匠役。永乐时期营建北京，役用的劳力多达百万之众。他们之中，有些是工匠，有些是军士，还有许多是从普通百姓中征发的民夫——连年在京供役，只领取微薄的口粮。如此浩大的建筑工程，终究也是这些普通人一斧一凿、一刨一锯的辛劳所积。他们之中，却没有一个人留下自己的名字。

　　经过数载艰苦营建，北京紫禁城终于在永乐十八年宣告完工。可惜，营建工程的主持人陈珪却没能出席迁都的盛典。他以85岁高龄，在一年之前病逝于北京，没有来得及亲眼见到这座宫殿落成的辉煌。

　　皇家建筑设计师的草图

　　在正楼的建福宫展区里，有一件不太起眼的展品，是一张墨笔勾画的建筑图纸：《添盖抚辰殿建福宫等地盘并立样尺寸糙图》。所谓“地盘并立样尺寸糙图”，用今天的建筑术语来说，就是标有尺寸的平面草图和立面草图。

　　一眼看去，这张图显得颇为凌乱，一尺见方的纸面上，用墨笔勾画了许多建筑图样，又加注了好些潦草的文字。普通观众恐怕会看得一头雾水。

　　而在研究者眼中，这张草图却生动地记录了一次建筑改造工程的设计思路——要在原有的建筑基础上添盖出三间正殿，台基怎么定尺寸，墙面怎么开窗？屋顶是做卷棚式还是庑殿式？

　　匠师草草勾勒的手稿，反映出的正是头脑中这些推敲琢磨。一座建筑的雏形，就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浮出纸面。

　　这张草图的出处，其实不容小觑，那就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Memory of the World）的样式雷建筑图档。

　　内务府样式房，是清宫中负责营建事务的设计机构，用今天的话说，相当于“皇家建筑设计院”。执掌内务府样式房的雷氏家族，虽然不是紫禁城的始建者，却一代又一代地承担着这座宫城的修缮和改造设计任务。

　　长年的设计工作，自然积累下大量图纸与档案。这些图纸中，既有呈送御览、绘制工细的“呈样”，也有匠师自己推敲设计用的“糙样”。从档案记载来看，当时样式房的工作强度相当之大，常常数日之内就需要完成全套方案的设计或修改，效率令人惊叹。

　　一张张反复修改的图纸，记录下紫禁城建筑一次次的格局更迭。这些时间的痕迹，在梁架和砖瓦之间日渐湮没，却被潦草的墨线与文字记录下来，成为探寻紫禁城建筑往事的线索。

　　此次展览中呈现的几张图样，在留存至今的两万多件样式雷图档中，只是沧海一粟。对于这些图档，全面的解读工作当然是留给专业研究者的任务，普通观众却也不难从中得窥古代建筑设计师们昼夜赶图的辛劳。

　　屋顶上的小动物

　　屋顶上的仙人走兽，匠人口中叫作“小跑”，是古建筑爱好者津津乐道的主题。问起为什么每个房顶上的小动物数量不一样，每个古建发烧友都会告诉你：走兽的数量必须是阳数，视建筑的等级而定，一般有三个、五个、七个、九个不等。而能够破例使用十个走兽的建筑，全中国只有一座，就是紫禁城里的三大殿之首——太和殿。

　　这些小动物的模样不一，只是平时蹲在屋顶高处，远远望去，很难看得清楚。这次大展特地从库房中请出了一整套太和殿的仙人走兽，给好奇的观众一次近距离观察的机会。

　　全套瓦件由仙人骑鸡打头，其后跟着一串排列整齐的小兽，从龙、凤，到排在队末的雷震子“行什”，一共11件。展陈设计团队特地定制了层层加高的展托，来表达它们原先在屋顶上渐次升高的位序。

　　实际上，这套蹲着小动物的瓦件并非纯粹的屋面装饰，也不只用来昭示建筑等级，它们原本的功能在于防水——遮住两坡瓦垄交汇点，保证雨水不会渗入屋面。

　　展厅中这套仙人走兽的年龄，虽然不及西雁翅楼里的瓦件之老，却也已经有300多岁了。它们诞生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的太和殿重修工程。当时，太和殿因遭雷击而焚毁已经10余载，雄才大略的康熙帝在平定三藩、反击沙俄、征战噶尔丹之后，眼见天下已定，终于兴工重修太和殿。这套烧造精美的琉璃瓦，不仅见证了清中叶的琉璃工艺水平，也是康熙年间疆域一统、国力鼎盛的象征。

　　凉棚里的玲珑小戏台

　　正楼中央的独立展柜里，有一件四合院小模型，体量轻巧，貌不惊人，论起价值来，却丝毫不比展厅里沉甸甸的乾隆紫檀嵌玉宝座逊色——这就是如今闻名天下的样式雷烫样。

　　烫样，是古代建筑师用来表达设计的模型，制作材料以纸为主，有时也用到木材和其他辅料。样式房的设计师和模型制作师们——当时称作“样子匠”，每逢宫里兴修土木，除了绘制图纸之外，往往还需要制作烫样，好更加直观地与主管官员沟通。

　　紫禁城始建时的烫样，由于过去并不受重视，一件也没能保存到今天。然而，历代凡有建筑修缮改造，制作烫样总是少不了的工序。因此，故宫里还收藏有不多的几件清代晚期烫样，成为研究清代建筑史的珍贵材料。

　　展厅里这一件长春宫烫样，大约制作于同治光绪年间，忠实地反映了长春宫院落里几座主要建筑的样貌。尤为有趣的是，院落之内，还搭着一座红色的凉棚，凉棚的天窗上细致地做出了防雨油布与防沙卷箔；凉棚之下，更藏有一座精巧的小戏台。如果仅仅隔着展柜观看，几乎很难发现这座小戏台的存在。

　　为了向观众展现这座烫样的奥妙，策展团队特地制作了一部视频短片，在展厅里配合播放。在片中，工作人员将这座烫样一层层拆解开来：取下凉棚，就露出院落正中的小戏台；再揭开戏台的天花，才能看到戏台上的装潢，和天花内侧精美的彩画纹样。

　　旧时北京四合院里的人家，一到盛夏，家家都会在院里搭起一座凉棚，用来遮蔽夏天的烈日；冬日则搭暖棚以保温。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今还保留在许多人的童年记忆里。老北京人看到这座烫样，或许格外感到亲切：皇宫里消夏的法子，居然也和百姓家如出一辙。

　　乾隆皇帝的秘密花园

　　紫禁城的后寝，是历代帝王的居所。对于自家的装修布置，每一代帝王也各有偏好。藉由故宫建筑内檐装修的变迁，不仅能寻到建筑文化的发展脉络，也能窥见历代帝王的私人趣味。

　　素以风雅自命的乾隆皇帝，在位期间早早许下宏愿：待到执政满60载，就退位隐居。他在紫禁城的东北角为自己修建了一座太上皇宫——宁寿宫。宁寿宫中，又有一座园林，正是乾隆理想中晚年将要归隐的林泉所在。这座承载了乾隆皇帝理想的秘密花园，今天通常被称作“乾隆花园”。

　　对乾隆皇帝来说，这座理想中的隐居之所，自然必须依照他的心意装点。于是，清中期发展已达巅峰的内檐装修工艺，在乾隆花园中发挥得淋漓尽致，造就了故宫建筑内檐装修的集大成之作。

　　所谓“内檐装修”，指的是室内的门、窗、槅扇、天花、藻井等隔断和装饰构件，也往往是皇家建筑装饰的精华所在。外檐装饰暴露在室外，日晒雨淋，必须常常更换；而室内环境则相对稳定，也就允许工匠在室内使用相对更为珍贵的装饰材料，与更加细致的工艺做法。

　　正殿宁寿宫展柜中陈列的数件文物，都是从宁寿宫区建筑拆卸下来的内檐装修构件，而又大多来自乾隆花园。这些构件使用的材料之昂贵，工艺之精巧，堪比考究的文玩器物。

　　例如，原先安置在三友轩的一组槛窗，不仅以上好的紫檀木为材，更嵌有千里迢迢从新疆运来的和田玉；萃赏楼的槅扇，则饰以五彩螺钿与彩绘西番莲纹样玻璃画。

　　符望阁的两件炕沿板，都以名贵的紫檀木料制作边框，装饰面心则各有不同。一件是“錾铜鎏金”，也就是在铜片表面錾凿花纹，再以汞齐通体鎏金，远望金光灿烂。

　　另一件则是“百宝嵌”做法，用宝石、珊瑚、碧玉、螺钿、象牙、蜜蜡、沉香等种种珍贵材料，雕成各式图案，错杂镶嵌在漆面上，充分利用材料本身的色彩，形成一幅构图完整的纹样。

　　而其中最为精美罕异的一件，要数原先装在符望阁落地罩上的一幅漆纱。这件制作于1773年的漆纱，200多年来还是第一次与公众见面。

　　符望阁的漆纱并非宫中成造，而是乾隆皇帝特地嘱托两淮盐政李质颖在江南定做的，出自无锡苏州一带的能工巧匠之手。

　　这件漆纱的制作工艺极其繁复，工匠先用桑蚕丝织成匀细素纱，然后在纱芯双面满贴金箔，而又精准地漏出经纬线之间的空隙，使之能够透光；金箔之上，覆以镂刻纸样，再用大漆、桐油调和为胶，调入金箔、银箔和各种矿物颜料，或描或贴，层层累叠成精致的装饰图案，又以疏密不一的金粉晕染出凸凹效果，深浅得宜，堪称巧夺天工。

　　而这样精美的漆纱，在符望阁的落地罩上，仅仅是用作槅心而已，其功能相当于一片普通的窗纱。乾隆花园内檐装修的奢华，由此可见一斑。

　　执政60载之后，85岁的乾隆皇帝实现了他诺言的一部分，将帝位传给了儿子颙琰，自己却并未隐居宁寿宫花园，而是始终把持大权，终其一生，也没能过上他曾经反复题咏的归隐生活。这些精美的内檐装修构件，在展览结束后，仍将回到乾隆花园中原本的所在，继续向观众讲述乾隆皇帝未曾实现的林泉之梦。

　　漂洋过海的不莱梅瓷砖

　　位于故宫东南隅的灵沼轩，俗称“水晶宫”，清代档案中则叫作“水殿”，素以神秘闻名。此次展览中展出的几块灵沼轩的瓷砖，也是首度与公众见面。

　　灵沼轩建于宣统年间，建筑风格中西合璧。按照原先的设计，钢梁铁柱，玻璃地板，四面环绕水池，徜徉其中，宛如琉璃世界。室内色调以蓝白两色为主，墙面和地面使用瓷砖铺装，在紫禁城里极为罕见。

　　中国古代的陶瓷工匠也曾掌握瓷砖烧造技术，但生产十分有限，大多只是作为装饰板镶嵌在家具或者摆件上，而极少用于建筑装修。瓷砖饰面是源自欧洲建筑的做法，与中国皇家建筑的传统墙面装饰工艺大相径庭。

　　那么，灵沼轩室内这些西洋风格的陶瓷面砖究竟从何而来呢？

　　在灵沼轩的研究性保护工作中，研究人员惊喜地发现，瓷砖背面还保留着烧造时模印的品牌名称。顺着这条线索追查下去，就揭开了瓷砖的来源之谜。

　　原来，灵沼轩的瓷砖有一部分来自德国历史悠久的陶瓷品牌Villeroy&Boch，另一部分则产自德国不莱梅的一座小镇，一家名叫Witterburg Farge的陶瓷厂。100多年前，这些印有精美花纹的瓷砖漂洋过海，被运送到遥远的中国皇宫，铺装在这座西洋水殿中，意外地成为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小小见证。

　　失而复得的半价游览券

　　东雁翅楼展厅中，陈列着几张尺寸不大的游览券，纸张已经老旧发黄，污损严重，经过修复人员的细心贴裱与清洁，才恢复成为现在的样子。

　　策展团队想通过这几张票券讲述的，是故宫博物院的前身——古物陈列所的一段往事。

　　1912年，溥仪退位。将故宫改建为博物院的计划，很快提上了民国政府的议程。两年后，“古物陈列所”正式成立，紫禁城初次向公众开放，成为一时盛事。

　　当时，古物陈列所有文华殿、武英殿和三大殿等若干处展馆开放，所发售的参观券也有联票和单独门票之分。针对团体参观者，还有半价优惠。此次展出的参观券上，就印着“半价联合游览总券”“三联共价七角五分”的字样，显然是一种优惠门票。

　　古物陈列所的参观券，在不少民国时期的出版物上都能见到，但参观券的实物，如今市面上已经无处可寻。故宫博物院虽然收藏有一份参观券的原始设计稿，却没有专门保存参观券。此次展出的几张参观券，还有一段失而复得的有趣故事。

　　细心的观众会注意到，展柜里左上角的参观券背面朝上，背面用毛笔写着“菜字六七三”字样。实际上，这几张票券的背面，都有类似的墨书编号。

　　为什么票券背面会有手写的编号呢？

　　原来，这是溥仪出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进行清宫物品点查时所用的天字文编号。推测起来，大概是因为这些半价游览券已经过期作废，尺寸又恰好合适，当时的点查委员们便灵机一动，拿来充作标签纸之用。在背面空白处写上编号，票券就成了一张标签，贴在墙上，用来标记这件文物原先所在的位置。

　　时隔多年，故宫的保护工作者修缮乾隆花园萃赏楼时，从旧壁纸上小心揭取下这些标签，才发现了藏在纸面背后的秘密。也多亏这些标签的指点，今天的研究者才能准确地判断萃赏楼旧有文物的陈列方式，给原状展陈的研究工作帮了大忙。

　　“天字第一号”的大木墩子

　　“十一点，入内。封乾清宫东南屋。予与叔平先生、历史博物馆徐馆长等同组。午饭吃烧饼酱肉，清室代办。”

　　1924年11月10日，历史学家顾颉刚在他的日记里如此记载了当天的经历。其中提到的“叔平先生”，是后来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考古学家马衡，“徐馆长”则是甲骨文专家徐协贞。

　　这一天，对于紫禁城而言是个极具纪念意义的日子，因为清宫物品点查工作从这一天起正式启动，意味着这座旧皇宫在向新式博物院转变的道路上前进了重要一步。

　　摘录历史当事人的叙述，是东雁翅楼策展团队的用心所在。为了增加观众对史实的亲近感，策展团队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遴选出几位亲历者的回忆文字，让这些熟悉的名字带领观众回到历史现场。譬如，讲到1924年的清宫物品点查事件时，就由几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亲自为观众担任导览——包括顾颉刚、李石曾、绍英、易培基和那志良。

　　这场规模浩大的清宫物品点查工作的由来，还要从1923年的建福宫大火说起。

　　1923年，一场神秘的大火，将建福宫上百间建筑连同无数古物珍玩付之一炬，损失不可计数。溥仪日后推测，这是因为他决定清点宫廷藏储，太监们监守自盗，只好纵火毁灭证据。

　　这场大火迅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清皇室保管古物的质疑，有识之士纷纷呼吁政府设立博物馆，妥善保存国家文物。不久，“北京政变”爆发，摄政内阁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要求溥仪出宫。宫中物品，由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点查，移交政府，筹设故宫博物院。

　　1924年11月，由一批专家学者组成的清室善后委员会进入紫禁城的后寝区域，从乾清宫开始，清点查验宫中每一件家具、陈设和日用品，逐一编号贴签，一笔笔详细记录，最终汇辑为6编28册的《故宫物品点查报告》。

　　旧时传统的编号做法，是用《千字文》中的文字，逐字为序：“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因此才有“天字第一号”这个说法。那么，故宫里“天字第一号”的文物是哪一件呢？

　　时任故宫博物院秘书长的李宗侗日后在自传中回忆了这个有趣的典故：

　　“进了东边门以后，大家商量应该由何处点查起，于是我就提议，由右手第一件物品点起，以后就永远用这方法。但是这间不巧得很，第一号物品恰好是顶门用的大木墩子。”

　　作为首处点查的宫殿，乾清宫的编号用的是《千字文》中的第一个“天”字。所以，这一对乾清宫顶门用的大木墩子，就出人意料而又顺理成章地成了故宫博物院的“天字第一号”藏品。古董版《故宫日历》

　　在东雁翅楼展出的诸多档案和图籍中，有一本小册子显得格外别致，这就是1933年故宫博物院出版的《故宫日历》。

　　今天的《故宫日历》，是故宫出版社长销不衰的王牌产品，被读者们昵称为“红砖头”。它的源流，可以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当时还在草创阶段的故宫博物院，已经有了“服务公众，播扬文化”的明确定位，虽逢时世动荡，但在坚守古物之外，也开始致力于现代博物馆的另一个重要职能——文化传播和普及工作。

　　1933年，古物馆的资深编辑、书画专家冯华先生从故宫文物中遴选出一批精美图片，别出心裁地编辑成一本日历，既可当历书用，又能每日欣赏一件文物。日历面世后，在文人雅士中好评一片，被梁实秋先生誉为“日历中最佳之作”。

　　如今广受读者欢迎的《故宫日历》，其版面与装帧设计，是复刻自1937年的版本。而此次展出的故宫日历则更加“老资格”，是1933年的初版本，也就是这部传奇日历的第一个版本。

　　在那个信息传播不易的年代，小小一册日历，为民众打开了窥视故宫宝藏的一扇窗口，对于“服务公众，播扬文化”，确然功不可没。为紫禁城测绘

　　20世纪30年代，北平城的古建筑笼罩在兵燹的阴影之下，有识之士忧心忡忡，认为保存一套完整档案资料的任务迫在眉睫。当时，第一批留学归国的青年建筑师毅然承担起这项历史使命。从1934年到1944年，中国营造学社和基泰工程司先后对紫禁城建筑展开了两次系统性的测绘。

　　这两次测绘的主力人员，大都是刚刚从建筑系毕业的年轻学生，还有一些负责搭架子的工匠师傅。他们人数虽少，却以惊人的工作效率，在短短数年内，接力一般地完成了大量文物建筑的详细测绘。凭借简单的手工制图工具，他们绘制了数百张精美异常的建筑图纸，为20世纪初的紫禁城留下一份珍贵的历史档案。

　　当时的测绘全靠手工作业，这些年轻的测绘队员们不惧艰险，在脚手架上爬高上低，还因此戏称自己为“猴子”。留存至今的资料照片里，还有几个年轻人在祈年殿宝顶和瓦面上工作时的合影。其中一张照片背面俏皮地写着一行字：“猴子们都在休息”。故宫守护者

　　当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在1930年向民国政府提出《完整故宫保管计划》时，时局动荡，前景难测，紫禁城的未来仍然隐藏在一片难以预料的迷雾中。

　　斗转星移，一代又一代故宫守护者的艰辛付出，终于让紫禁城安然度过了20世纪初的动荡岁月。1948年，古物陈列所和历尽流离辗转的南迁文物一道拨交故宫博物院，“完整故宫保管计划”至此宣告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故宫建筑保护的接力棒，就交到了新一代的保护工作者手上。

　　民国时期的故宫博物院，虽然已经在建筑修缮和养护方面做出过不少努力，但对于年久失修的庞大建筑群来说，要想除尽病患，并非朝夕之功。新中国成立之初，紫禁城内仍然满目疮痍。糟朽的木结构岌岌可危，大量垃圾需要清理。当务之急，是建立故宫博物院自己的修缮队。

　　从临时工程队开始，故宫逐步招募人员，壮大队伍，组织起一支自己的古建修缮保护力量。在抢救性修缮工程开展的同时，故宫的管理者也在探索文物建筑规章制度的建立，并将测绘制档工作坚持不懈地推进下去。

　　新生的力量注入古老的建筑体内，随之而来的还有新的技术和新的理念。1957年，紫禁城西北角楼大木修缮工程竣工，施工人员和建筑专家们一道在工地合影留念。

　　千百年来，一砖一瓦修造故宫建筑的工匠从来没有资格留名，容貌和身影更是永远湮没在历史之中。在当代，这一状况终于迎来了转变：这张合影里，修缮角楼的大木匠师们，一个个都骄傲地拥有了自己的姓名。神灵的轿舆

　　东雁翅楼展厅里，矗立着一座格外引人注目的黑漆小亭子，既像建筑，又像家具。它的名字叫作“请神位龙亭”，是明清两代皇家祭祀活动中用来抬行神位牌的器具，相当于一顶给神灵乘坐的轿舆。

　　围绕这座“微缩版”的小型建筑，故宫的保护工作者开展了历时两年的研究性保护工作。从勘察测绘、三维建模开始，到文献调查，再到科学检测，力图充分探查龙亭承载的历史信息。当然，谨慎的修复试验更是必要的环节，确保最终的修复方案不仅效果足够理想，也足够安全。

　　从龙亭表面的彩画上，采集一片微小的样本，在实验室里用各种仪器分析检测，就能得到有关材料和工艺的丰富信息。

　　显微镜下，层层叠压的油饰彩画痕迹，揭示出龙亭过往的秘密：100多年间，历代工匠曾经用不同的材料和工艺，一次又一次地修饰这座小小的龙亭。新的颜料层覆盖了旧的颜料层，如同年轮一般，记录下龙亭曾经的历史。

　　今天，故宫的文物建筑保护团队，正在将这套科学的保护方法应用于越来越多的建筑和内檐装修，也在探索中开拓一条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修缮技艺的融合道路。所有努力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将600岁的紫禁城尽可能完好地交给下一代观众与保护工作者。结语

　　几经战乱劫难的故宫，在20世纪的风雨中奇迹般得以保全。1987年，作为全世界现存规模最大的宫殿建筑群，故宫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举世公认的文化瑰宝。这是对几代故宫守护者努力的肯定；而故宫建筑的保护事业，依然任重道远。

　　在中国人眼里，木结构的建筑和人一样，是有机的生命体。每逢季节转换，人事更替，建筑也需要更换裱糊，改动布局。古代工匠将这种常规的表面修缮称为“见新”，是十分形象的称呼。草木一岁一枯荣，古老的木构建筑也在年年岁岁的修缮中，一次又一次重新焕发生机。

　　午门城楼上，策展团队在每个展厅的出口和入口处，都装饰了故宫不同季节的照片。四时风物，既是展览的绝佳背景，也是意味深长的隐喻：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古老的紫禁城建筑，也如同宫苑中的一草一木，循着自然的节律呼吸、更迭，逐渐融入山川与岁月。丹宸永固，生生不息。

　　（特约撰稿刘梦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