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

　　不可以让步的我都让了步

　　羊城晚报：您在小说中会很犀利地写出人性的阴暗面，但电影中会进行美化，这是如何取舍的？

　　严歌苓：电影很多时候要做出屈服，要符合现在“正能量”的说法。另外，电影必须要从小说中取舍，因为小说的题量大得多，取舍的都是符合大众媒体和正能量的片段。而且小说中犀利阴暗的、特别是对人性的批判的片段，只有文字能完成，在电影里表现出来就显得太粗暴了。

　　羊城晚报：您会在这种文学的让步中设置底线吗？

　　严歌苓：不可以让步的我都让了步，没办法，要不然小说也出版不了。小说也是改过才出版的，国内出版社和杂志社都退过稿。

　　羊城晚报：您在选择导演时会有标准吗？

　　严歌苓：是导演选择我，不是我选择导演。在中国没有作家去选择导演的，都是导演读了我的小说，他们愿意拍成电影，才来找我买版权。

　　羊城晚报：现在年轻的写作者，很多都想做编剧，您是怎么想的？

　　严歌苓：我最怕做编剧了，特别影响我写小说的时间。因为做编剧的时间是无法控制的，导演让你改一稿你就得改一稿，我现在做编剧就是一稿，写完以后让别人去改，保留一个不署名权，如果改得一塌糊涂就把署名拿掉。

　　肆

　　我的创作力与我的病态有关

　　羊城晚报：您自己最满意的是哪一部作品？

　　严歌苓：我最满意的是《雌性的草地》。《芳华》是很贴近我自身经历的一部小说，我写的相对来说非常任意，也非常自然，我想进入小说就进入小说，想回到对小说的诠释和分析就出来。《雌性的草地》确实让我第一次感到我的想象力有那样高的飞翔。

　　羊城晚报：您会回过头看旧的作品或者修改它们吗？

　　严歌苓：我不会修改它们，比如，我觉得现在来修改《雌性的草地》，可能会把它修坏了，因为那个时候的激情、诗意都是属于29岁的严歌苓，现在不一样了。

　　羊城晚报：您觉得自己的模式可以复制吗？

　　严歌苓：当然不可能，因为没有人像我这样勤奋、有纪律，也没有人有我这样的想象力。因为我的创作力和想象力与我的病态是有关系的，我得过躁郁症，得过躁郁的人都是做出巨大牺牲的，他们的创作力是他们的病态之一。等到兴奋到了巅峰，兴奋到巅峰的时候，会突然跌进抑郁的深谷，像海明威之类的作家最后就自杀了。这也让我感觉到活在这个医学进步的时代的幸运，现在有许许多多种药物来治疗躁郁症，也使我只收获高创作力，而不必再忍受抑郁和失眠的苦痛。

　　羊城晚报：您的小说创作很高产，是否和在海外应酬少有关系？

　　严歌苓：我在海外没有应酬。实话告诉你，我在国内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我非得回到我的生活环境，我在生活中有主控才能写作，自己安排时间，自己要有一个非常规律的生活，早上写作，下午锻炼，晚上看电影，期间读书，这样我才能感觉脑子好使一些。到了国内，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就算坚持写质量也不一样，回去说不定都得给删了。所以我觉得别挣扎了，这种纠结、挣扎特别不好，干脆就弄成两种状态，在这边就采访、会谈，包括我写新的作品要采访别人，这也是一个作家应该有的状态，借助别人的故事，听别人聊天。另外一个状态就是非常宁静地写作、读书、看电影的状态，以后我也不会再混淆这两种状态了。我觉得什么都不如纠结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