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间离卧室有一公里

　　我们下一站是东堂子胡同。沈从文1951年后，放弃写作，转行做文物研究。东堂子胡同是历史博物馆分给沈从文的宿舍。

　　路线很清晰，走出银闸胡同，向南转向北河沿大街，走到底，向东再沿着东安门大街一直走，走完金鱼胡同后再在十字口向南拐到东单北大街，到第一个路口，斜对面就是东堂子胡同，整个路线像两个接在一起的大写字母“L”，所以我们一路也没有人掉队。

　　历史博物馆的宿舍在胡同口的位置，但现在已经被拆掉了。据杨早说，沈从文1950年代住在这里，但是“文革”开始了，沈从文被下放到咸宁干校一段时间，回来后，东堂子胡同的三间房只剩下了半间，屋里除满壁堆放的资料外，大概只能放一张小桌子可以写点东西，有的时候桌子都得搬到院子去写，比当年的“窄而霉斋”还要小。

　　有团友问：“住和吃饭怎么办？”杨早回答说：“待会儿我们会走到小羊宜宾胡同。小羊宜宾胡同有《人民文学》给张兆和先生分的宿舍，也不大，大概有小两间。沈从文在东堂子胡同工作，资料都堆在这边。白天他吃过早饭，挎个篮子，带着午饭和晚饭，到这边工作一天，到了晚上，再回到小羊宜宾胡同睡觉。冬天还好说，但夏天的饭，放到中午基本都馊了。所以沈先生在吃午饭之前，他会预先吃两片消炎片。在这种艰苦条件下，沈从文完成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团友们一时间感叹唏嘘不已，这时王道老师又为我们提供了沈从文在东堂子胡同工作和生活的光阴片段。沈从文的大舅子张宗和与沈从文关系要好，张宗和的女儿张以端1969年深秋曾去看望沈从文，她记录的东堂子胡同宿舍是一间狭小昏暗的屋子，“一进门就是一个大坑，差点跌了我一跤。看到三姑爹时，我吓了一跳，三姑爹正躺在床上，他走了过来。三姑爹拉着我的手说，书都没了，不少是作者好友送的书。六分钱一斤都卖掉了……”

　　不过这段时间沈从文也教出了一些高徒，比如闫玉敏。闫玉敏曾经参加过毛主席纪念堂和敦煌洞窟的修复，现在已经87岁了，她最近正在为沈从文塑像。1966年，安徽当涂县纪念馆里的李白雕像被扔进了长江。1971年，郭沫若下令重新为李白塑像，为了完成这个艺术项目，闫玉敏从安徽到了北京，跟着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学了一年雕塑。

　　王道绘声绘色地讲下去，“沈从文看了一些她做的李白塑像草稿。胡子就是咱们寻常男人的胡子。沈从文说你这不是唐代人的，李白的胡子不是这样的，李白的胡子应该是翘翘的，唐朝人的胡子是翘翘的。闫玉敏那时候很年轻，二十来岁刚毕业，她对沈从文说，上海流氓阿飞的胡子才会翘翘的，大诗人李白的胡子不可能那样，她不相信沈从文说的。”

　　“后来有一天从陕西运了一批文物过来，出自哪里？章怀太子墓。我们都知道章怀太子墓的壁画。沈从文就喊上闫玉敏去国家历史博物馆，说你不要带任何东西，我带你去看看唐代人到底什么样子。一看，那些文官的胡子都是翘翘的。现在安徽马鞍山当涂县李太白纪念馆里面，有几座太白的像，就是闫玉敏根据沈从文指导她一年做出的塑像。”

　　我们在东堂子胡同里，边说边走，想象着沈先生也曾无数次地走过这条路，挎着的竹篮里也许有饭，也许没有。杨早又说了一个极具画面感的生活小片段：“咱们走的这条路是沈先生当时每天都要往返的一条路。有一天有个年轻人骑车骑得飞快，差点把沈先生撞倒，这事发生以后，年轻人下来还把沈先生骂了一顿，说这么大年纪了，不在家待着，出来瞎晃什么。”

　　出了东堂子胡同，马路对面是赵堂子胡同，走到头，右转，走过北总布胡同，经过“赵家楼”遗址，还有1930年代林徽因“太太的客厅”的位置，就来到了小羊宜宾胡同。

　　这里是“活地图”龙冬老师的舞台。龙冬小时候就住在这一片，是号称周边“哪一棵树没爬过”的孩子王。当年的《人民文学》宿舍，现在是社科院的宿舍楼。我们凭借着龙冬的少年印象，捕捉到了一点历史痕迹——一棵靠墙根的树激活了龙冬的记忆，他说《人民文学》分给张兆和的房子应该就在这棵树底下。

　　我们从东堂子胡同走过来差不多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一些“青睐”会员感叹道，“从东堂子胡同那边到这儿也不近啊！”杨早说：“沈从文每天只能走路往返，所以他走过来差不多得40分钟起码，小一个小时。”

　　终点，又回到了起点

　　在建国门站，坐地铁2号线到崇文门下车。一出地铁口，就能看到崇文门西大街3号那栋楼。这栋楼是沈从文逝世前住的倒数第二个地方，地址原本叫“前门东大街3号”，沈先生信封上就是这样写的。

　　沈先生为什么能住在社科院的楼？杨早讲道：“沈从文‘文革’开始以后，就一直要求做《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因为那是周恩来交办的一个任务。其实他住哪里都无所谓，他就一直要求有一间工作室，但是历史博物馆一直不解决，而且还认为沈从文他的东西没有价值。后来惊动了胡乔木，沈从文才被调到社科院。到社科院一开始没有这房子，是在饭店给他开了一个长期房间当工作室，派两个助手，跟他一块整理材料。直到1980年，把他分到这边，才算是把住的地方跟工作地方合起来了，把资料也搬了回来。所以《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最后能够出版，其实跟他的住房改善关系极大。不然的话，真的够呛。”龙冬表示同意：“到这儿就结束了他那种居无定所的情况。”

　　龙冬是沈先生的小邻居，他住在第11层，沈先生住在第5层，他指着窗户带我们数楼层，“你看，1-2-3-4-5，好，5层横过来，他就在那边拐角里面。”

　　龙冬接着说，“他原来阳台是不包封的，窗子有个小挂钩，风一吹就呼噜呼噜轻轻动，后来风太大窗户就封上了。”说着龙冬比划了大概有一巴掌宽的距离。“这个房子太小了，小三居。家里那么多人。后来到了八几年，中央照顾他，不能再住这么小的一个房子，就给他换了一个。看到了吧？第一栋高高的，当时叫部长楼，给的好像是6楼，最后他就在那里去世的。”龙冬指的方向，街对面，远远的有一排楼。

　　龙冬19岁时在杂志上读到了沈先生的《从文自传》，一见倾心，便请父亲带他去拜访沈先生，从此沈先生就成了龙冬重要的精神支柱。龙冬说：“我经常向他讨教，后来他搬到那边楼，我临时还给他当过收发员，因为有很多信件还寄到这儿，我也就借此机会，哪怕只有一封信，我也赶紧跑到他那儿去，就可以又见他一面。平时很怕打搅他，当时沈先生已经中风了。”

　　提到这一阶段香港出版的《中国古代服饰史》，龙冬谈兴很旺：“那时我见过他，抱着这个书很高兴”，“有一天我看到5层楼电梯门一打开，全是外国人，架设着各种灯光和设备，地上铺满了电线。外国人来采访他。”

　　据龙冬说，当时拍《边城》的导演和女演员也到过沈先生家。他们把电影剧本打印出来，贴在墙上给沈先生看。沈先生认为《边城》不适合改编拍成电影，他说“等我死了以后再拍吧”。

　　杨早说，沈先生在这里住的七年，1980年到1986年，是他后期生命中很重要的一段时光。“那时大概他渐渐又开始浮出来了，1982年，刚刚复社的花城出版社用来‘打头炮’的两套文集就是《沈从文文集》和《郁达夫文集》，这在当时是非常有胆量的，因为那时候这两位作家都没有定论。”

　　随后，龙冬带我们进了院里，边走边感叹着：“院里都没变，他们家信箱也没变。传达室也没变，什么都没变，全是原来的样子。就加了一个残疾人的坡道。电梯有两部，中间一部电梯，旁边一部小电梯。”大家听完都感到满心慰藉，寻访追怀路上，最让人安心的大概就是“没变”二字吧。

　　坐上地铁2号线，我们到和平门站下车，向杨梅竹斜街走去。杨梅竹斜街上的酉西会馆是沈从文初到北京的寄居之地。这也是徐志摩请沈从文吃饭的起点，沈从文对此也有记录。他说徐志摩“为人平易家常，不仅不是什么公子哥儿，且无丝毫当时的洋学生习气。记得两次邀我到福履坊吃饭，都是由后门进去，在灶披间从车夫厨娘一道坐下来吃饭的。他一面说笑，一面称赞雪里蕻烧豆腐比前不久招待泰戈尔那次的锅塌豆腐还透味好吃。志摩就是这样一个人”。

　　到这里，我们的“寻访沈从文故居之路”就走完了，以沈从文来北京时可知的起点，作了我们此次寻访的终点，也是一种奇妙的巧合。

　　杨老师最后的总结：沈从文在北京的住处，基本上都在市中心。很多时候，我们去理解一个人的居所，不光是对沈从文个人文学成就的考察，更重要的是可以根据他的经历，把当时北京的生活区商业区、中心地区串联起来，这可能对我们认识北京，认识民国北京城，会有很大的帮助。

　　北京记录了这位“学生”的大半生时光。被古玩文物环绕的酉西会馆，窄而霉却热情澎湃的银闸胡同公寓，春风得意的中老胡同，步履蹒跚的东堂子胡同，风铃声声的崇文门外……（彭江河）

　　供图/青睐团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