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声嚣读剧节：疫情后戏剧人的回响

　　来源：北京青年报

　　◎丁思諓

　　今年是声嚣读剧节举办的第三个年头。相比以往的两届，参与的剧作家数量增加至九位，短剧增至十个。规模的扩大，或许是与今年的主题有关。年初的疫情彻底改变了整个世界及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今年“声嚣”的委约创作便顺理成章地聚焦在这一命题之上——“带着问题意识，书写当下”。最终，于元典美术馆持续两天，以九小时马拉松的演出形式呈现出的第三届声嚣读剧节，成为青年戏剧人对“当下”富于个性的回答。

　　《如果你要撕裂我，请先撕裂我的心》

　　《预祝假期快乐》

　　2020声嚣读剧节海报

　　《？？？》

　　剧本，或探索

　　十部短剧分为“实验新声”“重构非虚构”“以问答问”三个单元。“实验新声”单元中的短剧极尽灵动跳脱，传统戏剧剧本中必不可少的“三大件”——人物、事件与情境，纷纷让位于碎片化的对白、场景、情绪、感受，文本甚至走向超现实的诗性领域或象征性的寓言化。这就使得这些剧本在面对观众时，对舞台呈现有极大的倚重，必须依托于表演。

　　“重构非虚构”单元尽管也有对传统剧本写作手法的挑战，如大时间跨度的场景跳切、人物身份的虚化等，但基本上这个单元的写作都能够唤起人的现实经验，带来某种程度的“切肤之感”，也就实现了对“当下”这一命题的表达。

　　“以问答问”单元最为亮眼的是《？？？》这则短剧。它将编剧们的互相提问和以短篇幅写作做出的回答放在一起，犹如拼贴画一般，拼凑出疫情背景下的众生绘卷。故事中不乏锋锐之处，这些短小的瞬间，似乎就是会在某个时刻刺痛人心却又被迅速遗忘的东西，但在《？？？》中它们终于拥有了位置。与《？？？》相同，还有两则短剧也都不满足于记录取材自新闻报道与社交媒体中的现象，而是基于这些现象提出了“无解的问题”——当问题背后有更多千丝万缕不可解的原因，而又没有任何问题能够以唯一或确定的方式作为回应时，或许剧作家能做的，就是把问题摆到观众面前，引导观众的思考。

　　青年剧作家在各自的剧本中展现出了各不相同的兴趣点与独属自身的写作风格。何齐的暴烈，胡璇艺的写意，22forest的俏皮，喻汀芷的灵动，朱宜的浪漫，祁雯的厚重，张杭的诚挚，谌桔的细腻，陈思安的冷冽，均在这个商业逻辑严重侵蚀所有艺术领域，大量作者沦为流水线生产机器的当下，显得十分珍贵。即便因篇幅所限，或因作者的阅历所限，有些作品尚未抵达成熟阶段，但完全可以以更多耐心期待作者和作品后续的生长。又或许，这种“不熟”本就有其独到的意义，而“声嚣”作为读剧节，正为这些尚不能以商演形式面世的剧本提供了与观众相遇的机会。

　　呈现，或历练

　　呈现，是“声嚣”区别于其他读剧活动的招牌环节，而呈现的高质量，源于“声嚣”拥有的创作者群体。曾经在诸多剧本比赛中获奖的几位剧作者自不必说，而参与过往届“声嚣”的导演和演员们，其本人作为经验丰富的剧场工作者拥有“身兼数职”“独当一面”的能力，才得以在紧张的筹备时间之内，完成对剧作切题的呈现。由于本届读剧节剧目数量增加，许多人在今年经历了身份的转化，李嘉龙、高建伟、赵晓璐等从演员转型成导演，而且每人都要或演或导至少两个作品，对于年轻的戏剧工作者而言这无疑是极好的历练机会，使他们能够在“换位”当中加深对戏剧本身的理解。

　　和2019年于“本土一间”地下酒吧区进行的呈现相似，今年“声嚣”的演出在单纯的读剧和完整的演出中间，找到了某种平衡，且借由美术馆空间的特殊质地，将演员与观众之间的“灰色区域”充分利用。《药》韵味独特的光线设计，《床上的故事》让观众戴上眼罩仅凭听觉去感受近在咫尺的台词与肢体移动，《？？？》不时将话筒递给观众，邀请他们回答屏幕上由编剧提出的问题，种种设计都显示出制作团队试图拓展剧场疆域的努力。

　　当然，演出并不完美周全，试验当中自然会有问题浮现。比如说，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平衡导演可能出现的自我表达和剧作者原本的写作意图？如果演出场馆并不具备标准剧场或更狭小空间的收音条件或投影条件，如何周到地安排演员、观众、场务人员的动线和互动方式？相信在之后的读剧节中能够看到主办方更好的设计与更多的尝试。

　　少数，或其他

　　可以说是某种巧合，本次读剧节的九位剧作家中八位都是女性。这当然会让人联想到今年文娱界火热的女性主义思潮。不过，生理性别并不意味着先天性的单一视角或沿袭几近成为套路的创作观念。本次读剧节的每部作品都展现出不同于主流话语或社交网络中呈现出的草根话语的独特“声音”。这些剧本不约而同地在某种程度上聚焦那些过于日常以至于被忽略，过于边缘以至于被无视，过于“非常时期”以至于深具偶然性的人物和事件上。或许是因为疫情这一主题本就易于让人联想到生命的脆弱性，因而编剧们顺理成章地与诸多弱势群体产生了共情。不论是无戏可接的男演员、讨薪的牧民，还是被解散的生活实验室及其中房客、断药危机中的性少数者，这些完全不典型的人物出现在年轻剧作家的笔下，却具有了某种“标本”般的意义。毕竟，虽然每个个体都无法代表时代，但每个个体身上都体现着属于时代的困惑、焦虑、动荡、伤痛。

　　采用这些“少数派”的视角，是比当下日益流向标签化的女性主义写作更向前一步的尝试，也是在这个剧本不断被肢解为文本的时代中，编剧们试图让戏剧“回到人本身”的一种虔诚坚持。即使这些尝试的先锋性限定了更大范畴的观众接受，但假如寄望于未来观众文化需求的渐进提升，今日的少数，或许在未来会有更宽广的空间。去年声嚣读剧节上已逝作家胡迁（胡波）的《抵达》对观众的吸引便是一例，尽管这则类似萨特《禁闭》的充满痛苦与哲思的剧本几近“不合时宜”，却仍然令观众在场馆门口大排长龙。而今年“声嚣”的观众，也是可见可感地增加了，足以令人对今后的状况更有信心。

　　摄影/张亦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