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解放日报

　　位于上海老城厢的人民路与中华路，是两条颇具特色的老马路。与其他东西或是南北走向马路不同，若从高空俯视，这两条路会呈现出一个首尾相连的大圆圈。

　　有关这个“圆圈”的历史，我们要从昔日的上海老城墙说起。

　　200多年太平无事，没有建造过城墙

　　上海在13世纪末元代至元年间设县之后的260多年时间里，一直没有建造过城墙。探究原因，说法纷纭。据许国兴、祖建平主编《老城厢——上海城市之根》一书梳理原因：“其一，当年邑人大多靠江海营生，捕鱼、晒盐、耕织为主，素习武艺，不惧海寇进犯；其二，街市、里巷虽已形成，但并不富裕，库藏不足，缺乏经费；其三，200多年太平无事，思想麻痹，缺乏御倭意识。”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倭寇的接连来犯给当时上海的防务敲响了警钟。由此，建造城墙一事在邑绅顾从礼等人的倡议下被提上议事日程并得以落实。新城墙仅用时三个月时间便宣告完工，初建时辟有城门六座，即朝宗门（大东门）、宝带门（小东门）、跨龙门（大南门）、朝阳门（小南门）、仪凤门（西门，后称“老西门”）、晏海门（北门，后称“老北门”），另还辟有三座水门（也有说法称“辟有四座水门”）。在城墙建造期间，顾从礼主动捐粟四千石助筑朝阳门，书法家陆深的夫人梅氏深明大义捐田捐银助筑宝带门等事迹流传至今。

　　倭寇绝迹后，上海城墙用于防御的作用暂时告一段落，有士绅建议将城墙附近的庙宇搬上城墙以作为人们祈祷与休闲之所。于是，也就有了后来城墙上的“殿、台、楼、阁”：

　　“殿”即是如今位于人民路大境路口大境阁中的“关帝殿”（也称“大境关帝庙”）；“台”原指位于城墙北面的“振武台”（也有写作“镇武台”），曾供奉有“真武大帝”；“楼”原指“万军台”上的“丹凤楼”，曾供奉有“天妃娘娘”；“阁”原指“制胜台”上的“观音阁”，“楼”与“阁”均位于原城墙的东北侧。

　　在这“殿、台、楼、阁”之中，“丹凤楼”与“关帝殿”这两处相对更为知名。它们与昔日“沪城八景”中的“凤楼远眺”与“江皋霁雪”二景存有密切的关联。

　　“凤楼”即指上文中已提到的曾供奉有“天妃娘娘”的“丹凤楼”，因该楼当年“窗临黄浦，可以观涛”，故而成了当时游人登高望远的首选，“凤楼远眺”之名也因此而来。曾有诗对其赞曰：“鼓角声中焕彩游，浦江午日闹龙舟。红儿绿女沿滩看，看客多登丹凤楼。”描绘了当时游人们在端午时节里登上丹凤楼观赏龙舟赛的盛况。如今这“丹凤楼”虽早已不复存在，但在其旧楼原址处的现“新开河古城公园”内又建起了一座新的“丹凤楼”。

　　“江皋霁雪”所展现的是冬日大雪后文人墨客登上大境阁远眺吴淞江（现苏州河）、洋泾浜（现延安东路）南岸大地银装素裹时的美景。位于“大境阁”内的“关帝殿”是上述“殿、台、楼、阁”之中出现时间较晚但也是唯一一处保留至今的古迹，它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清代嘉庆年间时翻建成三层楼阁并在之后的道光年间中增建“熙春台”。道光六年（1826年），两江总督陶澍为关帝殿题额“旷观”二字。道光十六年（1836年），又在其东侧建造石牌坊一座，两旁有坊联“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仙径别开云一线，世天此生阁三层”，署理两江总督陈銮还为该石坊题额“大千胜境”四字。

　　文化交流的枢纽，也在战火中矗立

　　1843年后，据不少书中的说法，“大境阁”幽雅与宽敞的环境还曾迎来近代上海著名文化机构“墨海书馆”的入驻。虽然关于这“墨海书馆”的馆址仍存在有不同的说法（如据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一书中的说法，“墨海书馆馆址初设上海县城东门外麦都思寓所，系租赁民房，二层楼，楼上居住，楼下印书”），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家由英国传教士麦都思所创办的书馆曾是近代中国最早的编译出版机构之一，并在近代中国的“西学东渐”中发挥过不小作用。当时，“用牛拉动印刷机印书”的书馆工作场景还曾一度在上海被传为佳话，且有诗咏之：“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编宇内传。忙煞老牛深未解，不耕禾陇耕书团。”近代著名学者王韬通过在墨海书馆的学习与工作开始放眼看世界，而数学家李善兰更是在书馆中与伟烈亚力合译出了欧几里得名著《几何原本》后九卷。大约在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时，“墨海书馆”迁至“麦家圈”（现福州路广东路之间的山东中路一带）继续从事各种科学文化传播工作。

　　另外，“大境阁”与近代中国的艺术领域也曾擦出过不少绚烂的火花。如著名画家吴逃禅、任伯年、华墨龙等就曾以大境阁三楼为画室进行创作；昆曲家陈凤鸣、丁兰生等也曾在此创办过“平声曲社”。

　　进入19世纪50年代后，上海的老城墙也随之开始出现了些许变化。在“小刀会起义”后期，法国军舰“贞德号”与“高尔拜号”向老城墙炮击的过程中，炮弹在北面城墙上炸开了一个缺口。沙船富商郁泰峰出资，对战时受损的老城墙进行了修补并堵住了那个缺口。我们如今在大境阁城墙上还能见到的留有“咸丰五年”（1855年）字样的城砖就是在那时被填补上的。

　　1860年太平天国军队进攻上海时，为了便于驻军进出县城，又将老城墙原缺口处打开并新建城门，这就是“障川门”（新北门）的由来。“障川门”由李鸿章题额，“障川”二字取“挽狂澜障百川”之意。1866年，上海道台应宝时又对“障川门”进行了重修并增建月城和吊桥。

　　退出历史舞台，也是对城市的贡献

　　时间来到20世纪初叶，随着上海县城内外各类联系的日益频繁，老城墙在无形间逐步成了当时影响老城厢自身发展的障碍。以李平书为代表的“老城厢开明人士”于1905年就曾上书，并提出“拆城垣、填城壕、筑马路、形成环城圆路”的设想。县绅姚文栅等也以“上海一隅，商务为各埠之冠，而租界日盛，南市日衰……拆去城垣，环筑马路”上书上海道台。这个计划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以上海道台与两江总督为代表的清政府官方的默认支持，却也在很大层面上触及了当时老城厢“保守势力”的“神经”，他们通过组织“城垣保存会”，并以“古物不可动”“会遭灾”等理由千方百计地阻挠“拆城筑路”的计划。最终，为折中双方意见，后来在老城墙北面与租界接壤的地方又增辟尚文（小西门）、拱辰（小北门）、福佑（新东门）三门，对于原宝带、朝阳、晏海三门也做了增高拓宽。如此一来，县城内外的交通问题有所改善，但拥堵的情形依旧没有得到质的改观。

　　李平书等开明人士的这一“拆城筑路”计划后来在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后得以实现。李平书在此期间召集南北市绅商代表一同商议此事并在其间慷慨陈词道“今日时机已至，欲拆则拆，失此时机，永无拆城之望矣”。“拆城筑路”计划终于在这次会议上得到了通过。

　　老城墙在接下来的两年多时间内被陆续拆除，城墙北半部于1913年6月拆除后被辟筑成“民国路”，也就是现在的“人民路”，城墙南半部于1914年年底拆除后辟筑成“中华路”。我们前文中所提到的那个从人民路到中华路之间所围成的巨大圆圈，究其根源便是在那时被画下的。我们从这个圆圈中能够品味到上海悠久的历史，同时也可以倾听到老城厢为近代化而不断奋进的脚步。

　　当然，当年的这个“古物”也并未因此而被全部拆除。位于现人民路大境路口“大境阁”所在的城墙段，就因在当年“拆城筑路”时曾被作为“城壕事务所”而被保留下来。另在现露香园路人民路口也留存有一段老城墙。这两段老城墙为后来的人们定格下了对于历史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