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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巨变70载:文化焕发时代风采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我国各项文化事业在恢复、改造和曲折中不断发展。改革开放为文化发展带来新的契机,文化建设迈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北京日报记者 李俐
1988年,在《淄博日报》当摄影记者的焦波拍了一个专题:一个山村极为缺水,老百姓抱着被子在泉边睡觉等水。因为他的报道,政府给这个村打了口井,他又拍下了水井出水、村民喜笑颜开的画面。当时,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感激地对他说:“焦记者,等你退休了,我们养活你。”
焦波拍《出山记》摔了12次。
焦波把爹娘接到北京,出席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俺爹俺娘》摄影展。
“农民在土地里种庄稼,我们在土地里种植故事。”说出这句话的是著名摄影家、纪录片导演焦波。已过花甲之年的焦波,曾经花了整整30年拍《俺爹俺娘》,用十年时间记录汶川地震孤儿的成长,又从2012年起把镜头对准了乡村,陆续拍出《乡村里的中国》《淘宝村》《出山记》等多部纪录片,为脱贫攻坚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影像档案。
在日前举办的焦波光影研讨会上,主持人敬一丹深情地说,也许若干年后,人们会说“幸好有焦波”,因为有了他,才有了那些来自土地、来自基层的真实记录。
■他是农民的儿子,却把爹娘照片挂进中国美术馆
焦波出生在山东淄博一个叫天津湾的村子里,“俺爹是木匠,我从小就跟他学拉大锯,学了几天就烦了。他告诉我,大锯要一锯一锯地拉,路要一步一步地走,只要你懂得了这个道理,以后干啥都能成功。”
后来,焦波果然一步一步走向成功,不过靠的却是一台相机。1974年,走出穷山村在外教书的他带女朋友回家,也带回了女朋友父亲在抗战时缴获的一台德国蔡司依康相机。这是他第一次给爹娘拍照,也是60多岁的爹娘第一次拍合影。
这一拍,焦波坚持了整整30年。12000多张照片、600多个小时的录像,记录下爹娘的日常起居、喜怒哀乐,也记录下乡村里的风土人情、世事沧桑。很多人都问过焦波,为什么能坚持这么多年,他说,动机很简单:看到一天天变老的爹娘,舍不得他们走,只有用照相机和摄像机才能留住活生生的爹娘。
1998年12月1日,在娘86岁生日那天,焦波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俺爹俺娘》摄影展。但在开幕前,娘突然病倒了,她瞒着焦波强行出院,打着吊瓶坐火车到了北京,用在家里磨好的剪刀,为这场影展剪了彩,随后,自己竟奇迹般地康复了。
这场特殊的展览感动京城,轰动全国,被媒体誉为是“近年来唯一让人落泪的影展”。很多人领着老人孩子去看展览,有观众留言说:“焦老师,我是在你母亲相片前哭了3次的大连小伙子,现在我已经买好了回大连的机票去看老人。”
影展结束后,焦波也火了,白岩松来到他家采访老人。“我说我也想拿摄像机拍俺爹俺娘,他提醒我赶紧拍,再不拍就来不及了。”焦波赶紧花三万元巨资买了台DV,留下了爹娘最后几年珍贵的影像,“娘90大寿那天,爹搂着娘拍了最后一张合影,他们把最光彩的时刻都留在了照片里。”
爹娘去世后,央视以焦波拍的600多小时的录像为资料,完成了一部24集的纪实连续剧《俺爹俺娘》,“为了拍这部剧,央视副台长高峰在俺村住了三个月,也可以说,是他手把手教会了我怎么拍纪录片。”
■爹娘走了,他开始把镜头对准养育他的中国乡村
2012年元旦,焦波接到了时任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的一个命题作文:找一个村庄,住上一年,拍一部真正属于中国农民的纪录电影《乡村里的中国》。“但有一个条件,必须在村里住上一年,一天都不能离开。”从来没拍过电影的焦波,凭着农民身上那股倔强劲儿,毫不犹豫地接了下来。
由于经费等诸多问题,找专业导演、专业摄影师几乎是不可能的。最终,他组建了一个平均年龄21岁的摄制团队,年龄最小的摄影师北川才15岁,是他在汶川大地震孤儿中收的小徒弟。
这个零经验的团队,靠着“坚持”这个笨办法,在一个叫杓峪的村子一住就是373天。杓峪村本来有167户人家,村民亲切地称他们是第168户。正是这种朝夕相处的拍摄方式,让镜头里的乡村无比真实,村民们的喜怒哀乐甚至争吵扭打,都在镜头前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这部影片不仅在第二年获得华表奖,还以9.3分的豆瓣评分成为网友们公认的“了解中国农村必看的纪录片”。
“很多人都问我,怎么能让村民不介意摄像机,掏心窝地跟你说话?我说我长得就像个农民啊。”即便在北京工作生活多年,焦波仍改不了啃煎饼卷大葱的习惯,每到村里拍摄,他总会拉着大爷大娘的手嘘寒问暖,和老百姓同吃同住。他也告诫团队里的小伙伴,“不要说行话,要说人话,做人事。”这么多年来,焦波的拍摄不但从没有受到过任何阻挠,还和乡亲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杓峪村唯一的“文化人”杜深忠是《乡村里的中国》的主角之一,他曾在拍摄时对焦波说过,自己一生的理想就是拥有一间阳光小屋,能够坐在阳光下看书写字,门口再放块泰山石,刻上“松石书屋”四字。纪录片播出后,杓峪村的知名度高了,苹果更好卖了,杜深忠也火了一把,成了当地的文化名人,还盖起了新房,终于圆了梦。
“人需要吃饭是吧,他得活着。精神也需要吃饭,也得需要哺养。”这是杜深忠在片中的金句。在焦波的镜头下,中国的农民不全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也有这样充满着大智慧的“明白人”。“以往大家对农民的理解太片面,总是和愚昧落后联系在一起,我特别想打破大家对农村的认知,为当代农民树碑立传,把他们思想上跳跃的火花捕捉下来。”焦波说,爹娘走了,他还要继续拍养育他成长的中国乡村。
■他出山又进城,想为脱贫攻坚留下一份影像档案
2016年为拍摄《出山记》,焦波率团队住进了遵义市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石朝乡的大漆村,这里是贵州省20个极贫乡镇之一。“一个悬崖上的村民组叫泉里,为见证修路的过程,我们沿着尺把宽的小路走一两个小时才能到达这个村民组,我们去了28次,我摔倒了12次,终于见证了公路修到了这个村。”
出山不易,进城更难。2018年,他又来到遵义市新蒲新区的安置点拍摄《进城记》,记录这些山里人如何变成城里人的故事。
让焦波没有想到的是,拍完这部电影,片中的主角覃猛居然成了自己团队的一员。“这个小伙子18岁就出去打工了,特别热情阳光,平时就喜欢拍小视频,他拿手机拍的素材比我们拍得还要生动。”焦波不仅把覃猛拍的段落剪进了《进城记》,还在交往中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他从小特别穷,和爷爷奶奶住在山洞里,但这孩子很有想法,对人生有追求,还特别好学。”电影拍完后,覃猛就跟着焦波团队学习摄影,刻苦钻研技术,不到半年时间,已经成长为一名成熟的摄影师。
焦波愿意给这样的年轻人机会。去年,他带着覃猛翻山越岭,来到了云南省怒江州兰坪县中排乡德庆村的大山深处。在海拔3000多米的老窝村民组,傈僳族的村民们世代生活在这里,几乎与世隔绝。焦波一下子就看中了这个原始淳朴的村庄,“随着他们的搬迁,这种生活方式很快就会消失,我们的记录将会具有史料和人类学的价值。”
但拍摄条件的恶劣也是焦波几十年来从未遇到过的。因为道路还未修通,所有的设备只能靠他们背上山。“弄不好我就命丧老窝山了。”焦波告诉记者,山里空气稀薄且高寒,本就有肺病的他整个夏天都不敢脱羽绒服,几度想走又不得不坚持下来。有一次,连下了几天大雨,云南多处发生泥石流,焦波和团队好不容易爬到了新修的公路上,等待来接他们的车,“结果那辆车的前盖和挡风玻璃全被碎石砸烂了,特别危险。”
“老百姓艰难地走出大山,我们扛着摄像机艰难地走进大山。”在拍摄《老窝》的过程中,焦波不仅记录下新生活的重建,更记录下了村民们心灵和思维模式的重建,“这才是脱贫攻坚中最重要的,既要搬得出,还得能致富。”
五年来,焦波考察走访了五六十个村庄,通过《淘宝村》《大众村》《种瓜记》《大歌》《黄河之水天山来》等九部纪录片,见证了贫困地区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说,作为一个纪录片人,这时候如果不把镜头对准乡村,就是一种失职,“乡村是我生命的根,也是我艺术的根,不管到什么时候,我的镜头将始终对准最可敬、最可爱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