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湖南日报

　　王羲之偶然书写《兰亭集序》的“永和九年”，谁当皇帝，谁做宰相，发生了什么军国大事，都早已杳如黄鹤，几乎没有几个人能够记起。但这年的农历三月三日，已经51岁的会稽郡小科长王羲之和当地一群文人雅士42人在“会稽山阴之兰亭”的雅集，却被历史铭记下来了。唯一的原因，就是他这天突来“灵感”，信手书写了一篇324个汉字的短文章。这篇文章就是享近两千年“第一行书”盛誉，使他一直稳居“书圣”宝座的《兰亭集序》。

　　《兰亭集序》历经南北朝的推崇，到了唐代更是遇到了异代知己李世民。这位开启了“贞观之治”的皇帝，集文韬武略于一身，对书法情有独钟，对王羲之的字“玩之不觉倦，览之莫识其端”，不但自己爱不释手，而且还命当时书法大家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冯承素等精心临摹，广为推介。从此，该书的临摹本被历代帝皇奉为至宝，各朝书家敬若圭臬。

　　《兰亭集序》真的值得如此推崇？答案得从头说起。自秦始皇“书同文”以来，秦篆成了官方通用的主流字体，随着时代要求的快捷和方便，笔画由复杂走向简单，结构由繁琐走向清晰，于是就有了由篆书而隶书，再由隶书而楷书的进化。但是，到了楷书，便逐渐固化和僵化起来，大家都在这种仅仅只能表意的工具模式中规行矩步。具有表意职能的“驯服工具”汉字字体，便长期呈现一派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老气横秋之态。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独尊儒术”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禁锢。一个需要产生巨人的时代在呼唤，也在等待，选择。而王羲之几乎是水到渠成地回应了这一次巨大书法变革的呼唤。他能够以一书而独步千古是有必然的内在根据和外在条件的。

　　首先，王羲之的思维已进入人文精神必到达的境界。他虽然出身“名门望族”，但骨子里那种“坦腹东床”的洒脱言行，是为当时蝇营狗苟的社会所不容的。他拒绝了仕进之途，仅以一个无所谓的小官维持起码生计，然后潜心学问。长期的阅历和思考，培育了他旷达、潇洒、通透、飘逸的生命精神底色。艺术的本质在于对精神的诉求，而当那种刻板、固定、僵化的模式限制和阻碍这种追求时，一个或一群“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领军人物就会出现。于是，有着“千姿百态，风情万种”内心世界的王羲之便站在了书风变革的时代前沿。其次， 王羲之饱览群书，又遍临碑帖，能体会到心手相应的快感、可敛可散的舒畅、可轻可重的愉悦、可徐可疾的洒脱、可枯可浓的随意、可断可续的率性。其三，王羲之找到了一个临场发挥的好平台——兰亭。周边环境是“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急湍”；时间是“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暮春三月”；参加的人员“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嬉玩的游戏是“流觞曲水，饮酒赋诗、畅叙幽情”的赏心乐事。在这样的气氛中，王羲之由“幸可乐也”，到“岂不痛哉”，在深深感悟到“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时，于是一篇情理清新深远、书法遒媚劲健的扛鼎之作便横空出世。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也正因为如此，王羲之本人以后多次重写，都无论如何达不到这一里程碑似的高峰。一篇文章，一幅书法，能够长期成为整整一个朝代的标志性符号。我们不得不佩服王羲之《兰亭集序》将瞬间定格为永恒的无穷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