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首席记者 顾学文

　　在过去，历史主要靠考古，所以我们的视野只能看到5000年前。但如今，通过最新的基因技术，历史已经可以追溯到5万年前了，只是我们的历史课本还没有来得及更新。

　　《五万年中国简史》（全2册）由中国当代知名历史研究学者姚大力、钱文忠等撰著，以宏大的视野，解读中国上下5万年的历史，带领读者，透过历史的表象，看清历史的脉络，展现中国从第一批智人踏上中华大地到20世纪的完整历史。

　　剔除那些细枝末节专注于关键转折点

　　无论南北走向还是东西走向，中国都有广袤的疆土，现代人为什么只分南北、不分东西？中国历史上有过按东西划分国人的做法吗？

　　读书周刊：讲述中国历史的图书很多，与同类图书相比，《五万年中国简史》有何特色？

　　姜鹏（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五万年中国简史》主编之一）：确实，同类图书很多，大家时间又宝贵，而中国历史却很漫长，如何让读者在有限的阅读时间，获得关于中国历史最重要的知识，是我们编撰这套图书首要考虑的问题。最终，我们确立了打破以王朝兴替为线索的套路，只专注于中国历史上最关键转折点的书写原则，提炼出深刻影响中国历史的九大变局。

　　读书周刊：中国历史漫长且九曲回澜，如何选择这些关键转折点？

　　姜鹏：我举个例子。在今天，陕西人和浙江人分别被认为是北方人和南方人，陕西在北，浙江在南，这样分固然没错，但同时，陕西在西，浙江在东，为什么不说他们是西方人和东方人？无论南北走向还是东西走向，中国都有广袤的疆土，现代人为什么只分南北、不分东西？中国历史上有过按东西划分国人的做法吗？

　　答案是有的。秦汉时期人们就更重视东西方的区别，因为秦国是由西向东横扫六国统一天下的。秦汉时候的人们，习惯以秦国和其他六国重要的分界线函谷关为标志，把天下分为关东和关西。函谷关以西是秦国的核心统治区，也是后来西汉都城长安所在地；函谷关以东是其他六国的地盘。汉有谚语“关西出将，关东出相”：关西地区民风勇健，有秦国遗风，盛产优秀的将领；关东地区文化发达，崇尚礼仪，以文治国的知识分子就比较多。

　　东西之分转为南北之分，是由一段历史大变局导致的。

　　秦汉和隋唐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帝国时期，但夹杂在两个帝国时代之间的，是一段长达400年的南北分裂时期，即魏晋南北朝。正是在南北长期分裂之后，人们才转而谈论南北差异了。因为当时北方长期被鲜卑贵族统治，成立了北魏王朝，南方则依仗长江天险，在东晋以后，更替了宋、齐、梁、陈四个王朝。北方部分鲜卑统治者虽然也重视吸收汉文化，但主要还是勇武刚健的游牧风格。南方则集中了汉族文化精英，创造出了极其精致的士大夫文化，优雅、唯美，如王羲之书法、顾恺之仕女图。当南北差异凸显的时候，东西差异就不那么显眼了。这个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

　　读书周刊：历代统治者有没有做出过融合南北的努力？

　　姜鹏：有，京杭大运河便是其中一种努力。大运河的基本河段是在隋炀帝时期挖成的，当时动用了数百万民力，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隋炀帝花这么大的代价去挖一条运河，难道真如《隋唐演义》所说，是为了方便他从洛阳出发、到扬州看琼花？原因没那么简单。魏晋南北朝分裂南北长达400年之久，造成南北间极深的隔阂，隋朝虽用武力征服了南方，但这种统一是表面的，要让南北重新融合，形成相互认同的有机统一体，不是件容易的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想一个办法，加强南北的联系和交流，于是，大运河应运而生。无论是运人还是运货，在没有铁路的前工业化时代，水道都比陆路更方便有效。而中国境内的两条大水系——长江和黄河，都是东西走向的，所以必须人工开挖一条贯穿南北的运河。

　　事实证明，无论加强南北的经济文化交流，还是巩固南北统一，运河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读书周刊：后人出于怎样的动机而把运河演绎成隋炀帝荒淫无道的证据？

　　姜鹏：唐朝建立以后，大运河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唐朝统治者为了证明自己推翻隋炀帝的统治具有合法性，就拼命宣传挖掘大运河是隋炀帝荒淫无道的表现，演义小说更在这一点上添油加醋。隋炀帝确实有问题，但把大运河的开掘简单归结为隋炀帝的个人需求，是没有看清历史大势。

　　我们编撰这套书，就是要剔除诸如隋炀帝怎么上位、怎么客死异乡这些相对细枝末节且已广为人知的内容，而专注于那些影响历史走向、形塑今日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与重要历史线索。从东西差异变成南北差异，根本在于魏晋南北朝之变局，那我们就谈这个变局，及这个变局导出的一个结果——开挖运河。这部分内容分别由复旦大学历史系青年学者仇鹿鸣副教授与百家讲坛名师、陕西师范大学于赓哲教授讲述。前者把头绪复杂的魏晋南北朝史讲得清清楚楚，将南北差异讲得很透彻；后者会详细介绍运河开挖的相关细节，形成对前者的呼应。

　　读书周刊：本书不同章节分别由专治该领域的知名学者撰写，其专业性、权威性毋庸置疑，但会否造成行文上的割裂？

　　姜鹏：刚才说到的南北差异问题，虽涉及两段历史，由两位学者撰写，但在打通历史脉络上是一气呵成的，并不会因为王朝更替和主撰人的不同，而让读者产生割裂感。

　　用世界眼光审视中国历史通过比较才显现自身特色

　　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在有些问题上选择走自己的路，体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点，而在有些问题上，我们向外来文明学习，丰富了自己

　　读书周刊：能否简要介绍下书中所列九大历史变局？

　　姜鹏：九大历史变局实际上是回应了中国历史的九个重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中国人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祖先是如何分布到今天的中国各地的？这个问题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姚大力教授来解答，他是目前国内首屈一指的民族史研究专家。近年来，不仅人类的起源、迁徙和分布重新成为学术界热门话题，普通人通过基因检测寻找自己的祖先，也成为社会热潮。姚先生这些年来一直与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保持着密切的合作，结合史学与基因学，他对这个问题有着精深的研究和崭新的视角。

　　第二个问题：中国文明有哪些最基本的特点，这些特点是如何形成的？这个问题与先秦大变局关系甚密，由国学大师启功先生的入室弟子李山教授负责解答。

　　第三个问题：秦汉帝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一统”，它有哪些特色，又如何从方方面面影响至今？南京大学武黎嵩副教授负责撰写这部分。

　　第四个问题：汉帝国瓦解之后，中国经历了400年南北分裂，无论政治、经济结构，还是文化、民族成分，都发生了重大的冲突与交融，仇鹿鸣副教授和钱文忠教授分撰这一时期的政治与文化两方面的变局。

　　第五个问题：结束分裂、重新统一的隋唐帝国与之前的秦汉帝国有何不同？盛唐背后为什么会隐伏那么多危机？唐朝为何能出现女皇帝武则天，而之后的中国再也出不了第二个武则天？于赓哲教授解答这些问题。

　　第六个问题：唐之后的宋进入了一个以平民为主体的时代，这段变局的主撰人是出版了《风雅宋》等一系列关于宋的畅销书的吴钩老师，他会告诉大家，宋代平民生活得真不错，在宋代甚至还出现过一次中国式的“文艺复兴”，但戛然而止了。

　　第七个问题：从元开始，我们真正进入了多民族统一国家，这是超越任何以往的真正的大中国时期。这么重要的一个历史大变局，依然由姚大力教授主撰。

　　第八个问题：郑和下西洋是比欧洲人更早的远洋探险活动，但为什么郑和率领的大明皇家船队，没能带领中国驶入改变世界历史的“大航海时代”？百家讲坛名师、明史学会副会长方志远教授详述这一话题。

　　第九个问题：晚清西方文明强势进入中国，打乱了古老帝国的节奏。这一巨变被称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段历史离我们最近，影响也最深。今天多数人提起这段历史，或批判或控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马勇老师却说，我们同样要对这段历史寄予温情。

　　以上内容构成了这套《五万年中国简史》。每个国家、每种文明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一些关键转折点，向左转还是向右转，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今日中华文明的面貌就是由这些不同的选择塑造而成的。

　　读书周刊：除此之外，这套书还有什么特点？

　　姜鹏：时刻保持世界眼光，用世界眼光来审视中国历史，是这套书的第二个重要特点。

　　中国文明不是独立于世界而存在的。有时候，为了更好地了解自己，我们需要不断地和他人进行比较，通过比较，自身特色才会更清晰地呈现出来。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在有些问题上选择走自己的路，体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点，而在有些问题上，我们向外来文明学习，丰富了自己。

　　前者可举中国传统农业文明为例。在人类早期的历史上，无论是西亚的两河流域，还是非洲北部的尼罗河流域，都发展出了农业文明，而且比中国人更早地掌握了水利灌溉技术，但中国的农业文明自有特色，影响了后来中西方文明的差异。后者可以佛教为例。佛教进入中国以后，对中国原有的思想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无论道教还是儒学，都在与佛教辩论、融合的过程中发生了自我改变。这是中国历史上，华夏文明和外来文明发生碰撞并诞育出新文化形态的典型案例，影响深远。

　　学术研究总在发展中很多结论都是暂时的

　　考古不能着急，研究历史也不能匆忙下结论，良渚古城遗址震惊世界是近几年的事，但其考古挖掘是从1936年就开始的，迄今已历80多年、四代人的摸索。未来还会发现什么？谁也不知道

　　读书周刊：书名“五万年中国简史”，“五万年”的说法从何而来？

　　姜鹏：前阵子很流行一句土味情话，“你来自云南元谋，我来自北京周口，牵起你毛茸茸的小手，轻轻地咬上一口呀，爱情让我们直立行走”。其实，云南元谋人和北京周口店人是走不到一块儿的。因为元谋人生活在距今约170万年前，北京周口店人生活在距今50万年前，前后相差了120万年。

　　还有很多人认为元谋人和北京人是现代中国人的祖先，这也是不对的。现代生命科学已经证明，他们不仅不是我们的祖先，甚至都不和我们现代人同属一个物种。他们属于直立人，我们属于现代智人，两者是有差别的。不能因为他们和我们的祖先都在中国境内活动，就认为他们是一样的。好比一套房子的前后两任租客，不能因为他们住过同一套房子就说他们之间有亲戚关系。

　　那中国人到底从何而来？我们的祖先到底是谁？为什么说五万年中国史？其实，全世界人类拥有共同的祖先，叫“罗得西亚人”，他们最初生活在非洲，距今约20万年前演化为现代智人，距今7万年前开始走出非洲。祖先们行走的方向各有不同，其中一支大约走了1万年，最终沿着印度洋海岸线来到了东南亚。在这里，小伙伴们再次分道扬镳，一部分去了澳大利亚，一部分留在了东南亚，随后继续往北进入今天的中国境内。这是第一批进入中国的现代智人。在第一批现代智人到达中国2万年后，又有一批现代智人横穿印巴次大陆，也来到了东南亚，随后也往北进入了今天的中国境内。这第二批进入中国境内的现代智人继续北迁，逐渐分布到了广袤的中国土地上，成为今天中国人最主要的祖先群体。五万年之说是这么来的。在姚大力先生的“三阶段”说中，这是第一阶段——中国的诞生，是一个我们的祖先自南向北迁移的过程。

　　公元前2000年左右，中国历史发生了一次大变局，开始发展壮大，是为第二阶段，是一个我们的祖先由北向南迁移的过程。先前迁往北方的祖先，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及关中地区，发展出了比较成熟的文明，不仅有典型的新石器文化，还逐步建立了西周王朝及春秋战国时期北方各诸侯国；作为今天汉民族群体前身的华夏族群，也在北方形成了。随着北方的崛起，无论是秦统一之后还是三国分裂时期，北方文化向南渗透的步伐都在加快，尤其是生活在更北方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不断南下，而我们从事农耕生产的祖先则分批南渡。第一批是西晋灭亡后，大量贵族、士人南迁，重建了东晋王朝；第二批是安史之乱导致的北方部分贵族士人再次南迁；第三批是在北宋灭亡后。这三次大规模的北人南迁，不仅丰富了南方文化，促进了南方经济增长，还使中国的概念由原先局限于华北及关中地区，逐步扩大到今天广大的南方地区。这个阶段前后经历了约3200年。

　　经过两个阶段的发展，中国文明的内涵已经非常丰富了，中国的舞台已经非常大了，但在姚先生看来，这依然还是“小中国”。真正的大中国的形成，要到第三个阶段——公元13世纪初，铁木真建立大蒙古国。这是一个从西往东发展的阶段。蒙古铁骑在横扫欧亚大陆后，转而于13世纪后期灭了南宋，在中国全境建立起新的统治秩序，这就是元朝。元朝最大的特点是加强了对周边地区的管理，而在此之前，中国边地的部落或民族政权和中原王朝之间往往是松散的朝贡、羁縻关系。元朝对于汉民族来说是异族政权，却奠定了今天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

　　读书周刊：近年来，围绕中华文明究竟是5000年还是3700年，争论不断，虽然书中没有论及这个话题，但您可否跟大家谈下自己的观点？

　　姜鹏：中华文明3700年的说法，最早出自2013年易中天老师的《易中天中华史》系列，其中第一部《中华根》在谈到中华文明起源时，易老师说，中华文明晚于两河文明、埃及文明2000年，还说，“虽然华夏文明不是最古老的，却是唯一从古至今绵延3700年没有断绝的文明”。后在一些读者答问场合，易老师重申了这一立场。易老师的说法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许宏老师专门撰文《“中国”究竟诞生于何时》，以支持易老师。

　　“文明”是有标准的，并不是有人、有生产劳动，创造了相应的文化，就可以被称为“文明”。比如在原始社会或旧石器时代，人们也开始用工具从事生产劳动，也创造了一定的文化，但我们通常认为那还是蒙昧时代，没有进入文明时代。国际学术界比较公认的“文明”标准有三点：第一有了文字，第二掌握了冶金术，第三出现了城市。这三点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有国家组织，不能还处于部落状态。在2019年之前的中国考古遗址中，最符合这一文明标准的，是位于今天河南洛阳盆地的二里头文化。许宏老师正是二里头考古工作队的第三代队长。易中天老师提出中华文明只有3700年历史，依据也是因为二里头遗址距今约3700年。

　　但在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中，被证实拥有5000年历史，并且保存完整。整个良渚文化分布在环太湖地区，目前已探明的遗址大概有600多处，分处浙江、上海、江苏等地，其影响力甚至到达今天的广东，是诞生在长江流域，影响波及黄河流域、珠江流域的古文明。而位于浙江余杭的良渚古城遗址，是良渚古国的政治、文化中心，类似于今天的“首都”。考古学家发现了城墙遗址，一道城墙把城市分为内城和外城。内城面积达300万平方米，其中包括了三座总面积在30万平方米的宫殿遗址，这个宫殿区的面积大大超过了二里头遗址。城区里居住着各个等级的城市居民和手工业劳动者，而且有专门的手工业作坊区，其中最重要的手工业是制作玉器，玉器是良渚文化的重要象征。外城面积达800万平方米，应该是随着人口增加，有一部分人迁居到城外去了。

　　这座古城的伟大远不止这些。2016年，考古人员还在古城遗址周边找到了一个巨大的人工修建的水利工程网。目前共发现11座堤坝，分布在古城周围，具有防洪、泄洪、蓄水、改良河道航运等功能，总蓄水量达6000万立方米以上，另外城内外还分布着3万多米长的人工河道。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水利工程，还是世界同时期水利工程中规模最大的。

　　建造这么大一座都城的工程量，是建造金字塔的两倍，而且城墙下的奠基石，每块动辄达1吨以上，要从远处山体开采后通过水路运送过来。有专家推算，如果调动1万人工，365天不停歇地工作，需要建造7.5年；如果仅在每年农闲时施工，则需要27.5年。这么庞大、复杂的工程意味着当时一定已经有了国家组织，否则无法调动这么多人力并进行有效管理。考古专家还在城内发现了数以万吨计的炭化水稻，说明有巨大的粮食储备仓库，但城内并没有稻田遗址，所以这些水稻一定是从郊外或更远的地方运过来的，这说明当时已有粮食纳税制度。种种情况说明，良渚时期已经有了国家并且有了城市，符合“文明”标准的第一点。

　　那有没有文字呢？古城遗址发掘出600多个刻符，尚未破译，是不是文字还不得而知。但这条标准不是绝对的。首先，在世界公认的古代文明中，不仅美洲的印加、玛雅文明没有文字，就连和我们并称四大文明的古印度文明，目前也只发现了700多个同样未破译的图符。其次，目前没有发现文字，不等于没有文字，甲骨文也是在地下躺了3000多年后才被发掘出来的。如果没有文字，怎么管理城市和国家？所以我认为良渚是有文字的。考古不能着急，研究历史也不能匆忙下结论，良渚古城遗址震惊世界是近几年的事，但其考古挖掘是从1936年就开始的，迄今已历80多年、四代人的摸索。未来还会发现什么？谁也不知道。

　　最后说说“文明”标准的第三点，冶金术。青铜铸造技术自西亚传入中国后，被创新改造成礼乐文明的象征，良渚的玉则承担了和夏商周青铜礼乐同样的功能。

　　总之，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融合演进，我们的眼光不能仅盯着黄河流域，而忽略长江流域，良渚文化证明了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说法没有错。

　　这么说不是反对易中天老师，只是反对易中天老师的观点。易老师出书早于良渚古城遗址的重大发现，他的观点是建立在二里头遗址上的，他的研究态度也是严谨的，值得我们学习。但学术研究总在发展进步中，很多结论都是暂时的。

　　读书周刊：或许这正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

　　姜鹏：每个人都会在人生道路上碰到一些关键时刻，有时是难以跨越的困境，有时是难以选择的十字路口。迷茫的时候怎么办？历史是一盏能够照亮未来的明灯。丘吉尔有一句名言，“学历史，学历史，历史中隐藏着一切智慧”。为什么中国古代贤哲和现代西方大政治家都这么重视历史学习？因为世界千变万化，但人性亘古不变。今人面临的困境，古人往往也曾面临，尽管表现形式可能有所不同。所以，古人处理困境、应对变局的成与败，都可以为我们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