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辽宁日报

　　止庵

　　常听人讲“文如其人”，鲁迅自然也不例外。然而论家由其文谈到其人，往往限于立场、方法、观点、思想、精神、境界，其实除此之外还有别的，譬如性格、乐趣，虽或不及前列各项重要，但亦不应忽略不计，对于鲁迅尤其如此，因为字里行间这些实在太鲜明了。苏轼《答张文潜书》云：“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鲁迅的一部分“为人”主要通过“其文”表现出来，且并非“深不愿人知之”，而是恰恰相反。在论家的描述中，鲁迅文章中所体现的他的性格常常被立场、方法等所掩；至于乐趣所在，则似乎刻意回避，好像强调这个就破坏了境界，乃至颠覆了形象，这未免近乎矫饰，因为鲁迅最讨厌“正人君子”，他才不稀罕那一路境界与形象呢。

　　有关鲁迅其人最准确的刻画，莫过于他的《自嘲》一诗的颈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分别说到两个极端，而他正是一个敢恨又敢爱的人。对下句最恰切的解释，是他的另一首诗《答客诮》：“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上句则概括了大大小小那些“笔战”。还可引用两位相当了解他的人的回忆，一是最后给他治病的医生须藤五百三的记录：“他常说道：‘顶讨厌的是说谎的人和煤烟，顶喜欢的是正直的人和月夜。’”（《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一是《知堂回想录》中所转述的他的话：“人有怒目而视者，报之以骂，骂者报之以打，打者报之以杀。”我曾说，鲁迅的确是一个充满恨，而且从不掩饰自己的恨的人，但他只恨两类人，一是庸众，一是伪先知，前者浑浑噩噩，后者装神弄鬼；除此之外，他待人很好，热情、诚恳、认真、周到。讲到他我还常想到埃科著《傅科摆》中的描写：“‘Ma gavta la nata。’对不懂这种皮埃蒙特表述的人，有时他会解释说，‘就是拔掉塞子。是针对狂妄自大的人说的。可以设想，这种人是在屁股里插着塞子的压力下以一种不正常的姿态支撑着，如果拔掉塞子，就嘶嘶地泄了气，他也就返回到人的正常处境中了。’”鲁迅一向做的事情，正是给某些人“拔掉塞子”。关于鲁迅爱的一面，我已写过不止一篇文章；现在就来谈谈另外那一面，而这很能体现他的性格与乐趣。

　　且举几个例子。其一，叶灵凤在1929年11月《现代小说》第三卷第二期发表小说《穷愁的自传》，主人公魏日青说：“照着老例，起身后我便将十二枚铜元从旧货摊上买来的一册《呐喊》撕下三页到露台上去大便。”鲁迅1931年7月20日在社会科学研究会的讲演《上海文艺之一瞥》有云：“……还有最彻底的革命文学家叶灵凤先生，他描写革命家，彻底到每次上茅厕时候都用我的《呐喊》去揩屁股，现在却竟会莫名其妙的跟在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家屁股后面了。”及至《中华日报》的副刊《戏》于1934年8月19日创刊，开始连载袁梅（即袁牧之）所编“大众语的实验剧本”《阿Q正传》，11月4日第十二期登出叶灵凤画的插图，并有题词：“如果生在今天，阿Q决不会是这种模样。”鲁迅11月14日作《答〈戏〉周刊编者信》（载于11月25日第十五期），顺手写道：“叶先生还画了一幅阿Q像，好像我那一本《呐喊》还没有在上茅厕时候用尽，倘不是多年便秘，那一定是又买了一本新的了。”

　　其二，鲁迅著小说集《呐喊》出版后，成仿吾在1924年3月《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发表《〈呐喊〉的评论》，“他以‘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待到1930年1月 《呐喊》第十三次印刷时，鲁迅“即将这一篇删除；向这位‘魂灵’回敬了当头一棒——我的集子里，只剩着‘庸俗’在跋扈了”（《〈故事新编〉序言》）。

　　其三，鲁迅有几本杂文集的名字，是从别人的攻击或曲解的话里化出来的，算是某种回应，其意与前一条正相仿佛，如《三闲集》得自成仿吾作《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南腔北调集》得自美子作《作家素描·（八）鲁迅》：“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调’，然而这是促成他深刻而又滑稽的条件之一。”《二心集》和《花边文学》分别得自署名男儿作《文坛上的贰臣传——一、鲁迅》和林默（即廖沫沙）作《论“花边文学”》。

　　其四，鲁迅所作杂文投诸报刊，虽然使用各种各样的笔名，还是不免遭到“检查老爷”的删削，乃至撤下。鲁迅编《准风月谈》时，“将刊登时被删改的文字大概补上去了，而且旁加黑点，以清眉目”，并明言“以存中国文网史上极有价值的故实”（《〈准风月谈〉前记》）。以后编《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也是如此办法。末一本更在文章被撤下时字句旁所留标记处“加上黑杠子，以代红杠子”（《〈且介亭杂文〉附记》）。

　　翻阅《鲁迅全集》，类似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褒之者称为战斗精神的体现，贬之者则曰睚眦必报，刻薄恶毒。在我看来，体现战斗精神，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方式；睚眦必报、刻薄恶毒体现于文章，非但没有什么不好，而且非常难得。古往今来，大约只有《韩非子》可以相比。盖刻薄恶毒也有高下之分，甚至天壤之别，鲁迅下笔真能达到鬼斧神工，自有一种无人能敌的大智慧存焉。鲁迅去世已经80多年了，现在读他的作品，仍然觉得此中有人，呼之欲出。我真心喜欢这样一位性格倔强，其乐无穷的不世出的作家。

　　或者要说，鲁迅讲过：“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半夏小集》）自己却不能做到。我想他的意思无非是说，要轻蔑就真轻蔑，要在乎就真在乎，不要装着轻蔑，实际在乎。鲁迅自己则多在乎而少“最高的轻蔑”，但从来不装，尤其不虚张声势。他有打击对手的力量，他也很喜欢使用这力量，形容起来就是“操刀必割”“寸铁杀人”。

　　鲁迅塑造过一个人物很像他自己，就是《铸剑》中自称“宴之敖者”的黑衣人，他还用过“敖者”“晏之敖者”“晏敖”和“敖”做笔名。黑衣人与阿Q适成一对“有意味的对比”，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毫无原则的，黑衣人则是个过度有原则的人——或许在鲁迅看来，假如不是这样，就不能算有原则了。所以他安排黑衣人在已经替眉间尺杀死楚王之后，还要割下自己的头，在汤鼎中帮助眉间尺的头去咬楚王的头，真是将复仇写到了极限之外。也许每位作家都有一篇可以视为“核心作品”的，借此说出了自己最想说的话，在鲁迅应该就是《铸剑》。该篇完成于1927年，此前6年，他翻译了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称之为“一部‘愤激’的书”（《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黑衣人身上，显然有那里的主人公绥惠略夫的影子。鲁迅评价后者，一方面说，“一切是仇仇，一切都破坏。中国这样破坏一切的人还不见有，大约也不会有的，我也并不希望其有”；一方面又说，“但中国向来有别一种破坏的人，所以我们不去破坏的，便常常受破坏”。（《记谈话》）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中以“中间物”自诩——“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后来论家就这意思不知发了多少议论，说来绥惠略夫、黑衣人，还有这里谈到的鲁迅的性格与乐趣，无非都是“中间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