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颐

　　牛津大学荣休教授斯蒂芬·吉尔，长期担任华兹华斯基金会董事，负责编辑《威廉·华兹华斯索尔兹伯里平原诗歌》、牛津版华兹华斯诗文选等项目，著有《华兹华斯与维多利亚人》（1998），《华兹华斯的重游》（2012）等作品，是华兹华斯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

　　《威廉·华兹华斯传》［英］斯蒂芬·吉尔 著朱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华兹华斯

　　柯勒律治

　　《威廉·华兹华斯传》，在第一版《威廉·华兹华斯传》（1989）的基础之上，为纪念诗人二百五十周年华诞，特此增订再版。

　　斯蒂芬·吉尔强调，第二版传记的焦点仍是作为作家的华兹华斯。主要关注作家华兹华斯的形成，关注其作品的产生、出版与接受的家庭和职业语境，也关注他在漫长的出版生涯中如何不断改变对诗人身份的认识。为此，吉尔说，当涉及华兹华斯作品和出版的内容要求更多篇幅时，他将毫不犹豫地牺牲家庭琐事。同时，该书力求呈现暮年华兹华斯的魅力和意义，以证明，随着年纪的增长，华兹华斯成为英国文化中更强大的力量。

　　一个诗人的心灵的成长

　　1800年5月，华兹华斯收到一封崇拜信，来自格拉斯哥学生约翰·威尔逊。

　　华兹华斯写了回信：“你赞美我的诗忠实地体现了人性的情感。但愿我做到了。但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应不止于此，他应当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人们的情感，给人们带来新的感受，使他们的情感更健康，更纯洁，更恒久，简言之，更符合自然，即永恒的自然，以及事物背后的伟大推动力。他既与人们同行，偶尔也应走在人们之前。”

　　作者捕捉住了华兹华斯存世的大量信札的一个重要细节。对于素不相识的年轻人，诗人或作家往往更能敞开心扉，畅所欲言，由于年龄、地位、学养、见识都处于优势，他们往往更能自如地发表见解，不用担心遭到对方的反诘，谆谆教诲的姿态，在心理上也较放松。所以，这段回复，在本质上是华兹华斯对诗人角色的早期构想，包含着诗人的宏愿。

　　这封信的时间，很关键。在这之前，1799年，华兹华斯出版了一部重要作品，叫《序曲》，副标题叫《一个诗人的心灵的成长》。它在英国开创了长篇自传诗的新形式。诗歌的内容丰富，从童年、少年、上大学一直写到法国革命的岁月，既有具体叙事，也有关于思想变化的哲理篇章。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呈现早期生活的场景，而是为了解释将他塑造成为哲思诗人的力量，诗的结尾指向未来更伟大的作品《隐士》。

　　更早一些，1798年，华兹华斯与柯勒律治合作出版了《抒情歌谣集》。在序言里，华兹华斯激昂地宣布了自己独树一帜的诗学观点，引起了轩然大波。1800、1802年，诗集两次重版，华兹华斯不得不对序言内容作出调整和修改。作者说，在华兹华斯的职业生涯里，在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上，这篇序言都是重要的文献。华兹华斯的论点带有鲜明的激进色彩。他宣布这些诗是从“底层的乡村生活”选取素材，以便追溯“人性的基本规律”。在华兹华斯看来，诗歌是精神的代言人，否则什么都不是。

　　作者说，华兹华斯以一种只有雪莱的《为诗一辩》可以媲美的恢宏定义了诗歌的“崇高概念”：诗歌是“一切知识的气息和最精纯的精神”，而诗人则是人性的堡垒，历史的记录者和保护人，慰藉者和精神向导，预言家和调停者。

　　华兹华斯与柯勒律治

　　《威廉·华兹华斯传》或可改名为《华兹华斯与柯勒律治》。全书的大部分篇幅，围绕两人的情谊和创作的相互影响而展开，充满了细节的生动描述。

　　华兹华斯出身于乡村律师家庭，柯勒律治出身于乡村牧师家庭，他们小时候的生活背景和家庭教育很相似，并且都经历了对于法国大革命从满怀热情到失望批评的过程。

　　作者说，两人未相识之前，他们之间就“强烈地吸引”，各自被对方的文章震动。1795年，两人初次见面，可惜匆匆告别，此后的情形，“你争我赶”，然后，1797年，柯勒律治特意来寻访华兹华斯，两位诗人急切地展示彼此的近作。《抒情歌谣集》就是在这样契合的氛围里诞生的两人合作的结晶，也是两人彼此关爱、精神相伴的明证。

　　作者说，华兹华斯美满顺遂的家庭生活，对不幸的柯勒律治有所刺激。不过，在笔者看来，这些阐释的内容大致都很模糊，大部分出于作者的主观臆测，是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效果，不足为证。华兹华斯与柯勒律治的相吸相异，结交与背离，是文学观念的分歧所导致的，应该从文学的角度去深挖他们相处的细节，理解他们的关系。

　　根据传记的描述，有点近似于“瑜亮情结”。两人之间有一项约定，写一首叙述而兼规诫的长诗《隐士》，这个企图仅实现了一部分，华兹华斯在1800年完成了《隐士》的部分，但后来他长期搁笔（《隐士》一直到1888年才正式出版），柯勒律治十分不满，他不断写信催促，批评华兹华斯把心思转移到其他诗作，尤其写短诗，是才华的浪费。

　　或许偏爱引起倾向，柯勒律治被放置在“周瑜”的位置。他以华兹华斯为知己，又嫉妒华兹华斯的才华，对华兹华斯似乎有种控制欲。是否应该听听柯勒律治角度的说法呢？柯勒律治写过一部作品，叫《文学传记：柯勒律治的写作生涯纪事》。该书以自传形式面世，但是，柯勒律治抛弃了生平事迹的记述，更像是一份个人的文学观念的自白书。

　　“我为什么要写作和出版这本书？”作品在开始就抛出了问题。思路非常宏阔，假设天才被责难的理由和场合，追溯从亚里士多德到哈特来的联想律历史，分析笛卡尔的二元论，分析布鲁诺、康德、费希特和谢林等人的哲学观念，对莎士比亚和格律论的看法，等等，实际上，柯勒律治是在继续完成当初和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时所掀起的诗界革命，要以简洁和更为自然的文风涤荡英国诗坛的陈规。

　　总共二十二章。在第一章，柯勒律治就提及了“即使与一位朋友的作品共同刊印的诗集中的三四首诗歌受到了批判”，表明与华兹华斯的志同道合。第四章、第十四章、第十九章、第二十二章，直接以华兹华斯的诗歌展开文学批评，其余各章另有少量涉及。柯勒律治赞许华兹华斯早期诗歌语言独特而强烈的深刻情感与思想的结合。但是，到了后来，柯勒律治说，“这种华而不实的情感并非不带着厌恶和蔑视”。柯勒律治认为，华兹华斯的诗歌被局限于当代的视界里，限制在底层乡村生活的具体主题上，这是很大的缺陷，诗歌的幻想和想象在形而上学的层面可以获得更大的气魄。

　　作者指出，柯勒律治期望华兹华斯成为更杰出的哲理诗人，而华兹华斯越来越趋向于抒情与叙事诗人，华兹华斯对创作《隐士》疑虑难消，只能拖延。两部传记予人的感觉，柯勒律治个性的确有点偏执，让人产生被干涉的不满，大致上仍属于理念的不合导致的抵牾，并非私德的缺陷。柯勒律治所耿耿于怀的、长篇大论评析的是华兹华斯的诗，而不是华兹华斯的人。直到晚年，华兹华斯依然感念柯勒律治对他的思想影响。

　　湖畔诗人华兹华斯

　　英国湖区的斯基道峰和德文特湖

　　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就被合称为“湖畔诗人”。几位诗人在英国西北部山地的湖区地带长期居住，他们所写的许多诗作，都是描写“湖区”的。这个地区迷恋着诗人的不仅是湖光山色，而且远离工业革命的影响，保存着朴素的习俗和风尚。

　　华兹华斯具有敏锐的自然感知力。当父亲病逝、弟弟海难，华兹华斯书写了自然元素对人的心境的影响。华兹华斯与妹妹多萝茜、与妻子玛丽等亲友感情和睦，因为他们都具备平实温和、乐观亲切的自然之心。尽管这部传记不侧重于家事书写，在有限的描摹与几次搬家经历里，都能窥见靠近大自然或离开大自然带来的欢欣或烦恼。

　　华兹华斯的早期诗风是激进的，这倒不是因为他想要体现革命的思想和理论，也不是出于表达穷人的不满，而是因为试图把文学视角从他视为阶层体面和虚假世故的方面转移开。

　　华兹华斯一直在努力寻求一种适用的语言。他选择描写“谦卑的乡村生活”，因为在那种情形下，“内心自发的激情能够找到一种更加朴实、更加有力的语言”。华兹华斯诗体的主要特征，在于坚决摒弃十八世纪诗歌风格的因袭和滥调。华兹华斯认为，诗歌应该用朴素的语言来直接表达感情，因此，他注重诗歌的语言和生动的当代语言的接近，在形式上也不像从前的英诗那样徒事繁杂的纷饰，而以素直的，平明的，随处即拾的言辞吟咏而成。

　　通常认为，华兹华斯的诗歌成就主要集中在十九世纪最初的那十年之间，而本书作者认为，迟暮的华兹华斯遮掩光辉，拥有了返璞的气度。晚年的华兹华斯栖居乡间，乡村生活日常真朴，因之，他的诗都是些耕牛、羔羊、刈稻、牧归的情景，于他都是有充分了解的。华兹华斯不单观察自然的现象，更触到其内部的生命，而且他受过法国革命的洗礼，思想上是平民化的，文艺上主张民治，作者所强调的华兹华斯在晚年的地位，说明了华兹华斯所构想的诗人角色，已经得到了社会的公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