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青年报

　　前不久，在唐人艺术中心举办的王庆松个展《在希望的田野上》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关注。很多人在展厅里那一幅幅巨大的摄影作品中，看到了自己，看到了人生，有人若有所思，有人流下眼泪。

　　王庆松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摄影艺术家之一，早在九十年代中期，他的油画作品就已参加国际展览，并为多家国际艺术机构收藏。后来他的兴趣转向摄影，并成为第一个在纽约国际摄影艺术中心举办个展的中国摄影艺术家。他是摄影作品价格卖得最高的中国艺术家，至今无人超越。

　　9月16日，北京青年报记者来到草场地，穿过一径野草疯长的小路，走进一间高大的工作室，王庆松穿着稀松平常，顶着一丛触电般炸开的白发丝接受专访。他笑着自嘲“村里孩子见了都叫我爷爷”，可他的笑容却分明像个孩子。秋后的蚊虫在身边盘旋不去，令人如坐针毡。可他泰然自若，烟气氤氲，日暮西斜，三个小时的对谈，往事一段接一段，有怀旧，有天真，有焦虑，还有希望。

　　给观众或者给我个人一种希望

　　王庆松因个展“出圈”，受到大众瞩目，在策展人崔灿灿看来，缘于“进入他的作品，就像打开一本书，打开一段历史，打开一个全新的故事，不仅能看到海量的信息，还能看到以往的摄影作品中看不到的东西，并能从中不断搜寻出隐藏的故事”。

　　王庆松颇为感慨，这次个展由于是在疫情之中，一切都是未知数，中间还差点夭折。最难的要算完成两件新作品《在希望的田野上》《问它》的经历。他回忆最初拟定个展时，没觉得疫情这么严重，没想到后来蔓延到世界各国。出不了门的日子，他想着练练字，就用廉价的广告纸写写画画，后来发现短期内疫情结束不了，就干脆在家里埋头准备《问它》。他每天趴在桌子前画10个小时以上，画了4个多月，400多张广告纸，“沙发都被坐出一个大坑，老花镜从100度换到300度”，最终完成了高8.3米，宽5.4米的作品《问它》——在一笔一笔画出来的1000多个品牌logo的画面上，浓缩了中国社会近40年商业的变迁、时代的变迁。一个巨大的、黑色的、严肃的问号贯穿其间。

　　王庆松的另一个作品原本计划在户外招募500人进行拍摄，但在疫情期间无论如何变得难以实现。直到差不多能拍摄作品前，才确定名称《在希望的田野上》。他记得特别清晰，最后一次去郊区的山里，完成户外拍摄的归途中，北京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当时我想我的展览应该是幸运的”。

　　好不容易完成两件作品后，离展览只剩10天了。没想到刚动手布展，北京新发地聚集性疫情来了，人们一下子又全都警惕起来。所有人都在担心，没有开幕邀请，没有开幕仪式的展览会遭遇怎样的境况。

　　那时王庆松耳边蓦然响起一个旋律，“那是我从初中到高中毕业时常听到的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的理想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的未来在希望的田野上……’这三个希望在那个年代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我想在这么长期的疫情期间，我们是不是可以给观众或者给我个人一种希望。”策展人崔灿灿也有强烈的同感，两人激动地敲定《在希望的田野上》既是作品名称又是展览的主题：“它是历史，是未来，也是对一个全新节点的期许，在疫情之后，也要问问：我们的未来在哪里？”

　　大大出乎意料的是，开展当天，王庆松见到了许多近十年没见的老朋友，他更没想到，展览一直热度不减，还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刷爆了网络。后来才知道，短短46天的个展结束时，整个798艺术区上半年的所有媒体报道还不如这个展览多。王庆松有个明显的感受，“这个展好像说出了什么，让大家慢慢理解到作品本身。”很多人对他说出同样的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展览，我们不知道它现在是什么，但将来一定要进入历史。”

　　老师留下了我，给了我希望

　　上世纪80年代，远在湖北古城荆州的县城，少年王庆松正经历人生的灰色时期。因为父母都在油田工作，后来湖北发现油田，父亲带着全家搬到湖北。“1980年我刚上初三，青春期特别犟，我爸是真打。一次我爸刚把我暴打一顿就出差了，但一个星期后，他就不在了，因公去世。”在油田干活，在地方上是很光荣的事。父亲去世前，家里条件很好。“但父亲走后，整个单位就认为你最惨。”王庆松整个高中都很消沉，变得不太讲话了，家里困难，一毕业他就顶替父亲去了钻井队。

　　王庆松开始临摹，以此削减痛苦，“乱涂乱抹，就不去想更多。”在这样的消磨中，他慢慢对画画有了兴趣。在下钻井的同时，也下决心开始正式学画。后来听说还有美术学院，就跟着去考，这一考就是七八年。中间有两次很泄气，不想考了，觉得没意思，也考不上。后来一个老师的收留使他重新鼓起勇气，“当时有一个人考上了我们当地的美术学校，他妈妈跟我妈妈关系好，他就给美术班的老师讲，说收了他吧，他挺可怜的，爸爸去世了，特想画画什么的。老师就说好，明天过来试试。我在那里待了一个月，自己画，他不真正教我。但因为他留下了我，给了我希望。后来我跟这个老师的关系一直很好”。

　　王庆松考学那几年还没有真正开始扩招，“考大学比现在难得多”，他记得那时候要是谁考一两年考上了，都会请大家吃饭。终于等来四川美院的录取通知书时，他不但不兴奋反而灰溜溜的，“自己都不相信，也不敢想将来是什么样的，就觉得偷偷摸摸的就完了，中学同学80%都不知道我读了书的。”

　　大学时一次到北京看展给王庆松留下难忘的印象，他打定主意要到北京闯荡。1993年毕业时，湖北学生大部分去深圳打拼，很多人去了著名的大芬村画行画。“90年代初一个月能挣3万块钱，很多钱啊！”但王庆松揣着1200块钱，一个人跑到了北京，“谁也不认识，住在圆明园画家村，租金一个月75块钱。”最初的热情很快被浇透，他咬紧牙关一点点摸索。后来通过参加国内国外的一些重要展览，逐渐受到认可。

　　王庆松是同时期学美术的最早转去摄影的人。“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大家认为绘画的终极目标就是全国美展。1996年是中国当代艺术一个很重要的转型期，多媒介、多元化正式开始，比如行为表演、摄影、装置，包括录像等等媒介出现之后，促使造型艺术开始了各种尝试”。王庆松也是慢慢发现绘画这种媒介不太适合自己，索性开始用图片存储的方式去创作。

　　感觉摄影能更精准地表达内心

　　北漂的日子，最无奈的就是搬家，“不是自己要搬，有时只是因为别人出的钱多一点就赶你走，有一年搬了5次。”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社会变化太快了，很多时候他觉得只有摄影能记录下这种发展的迅猛。

　　2000年母亲生病去世，王庆松顿时觉得“什么都挺没意思的。父母没了，故乡也没了”。

　　机缘巧合的是，与老栗的相识改变了王庆松的命运。老栗就是栗宪庭，他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重要的艺术评论家和策展人，当代艺术发展的早期推动者。王庆松印象很深，有一次老栗对他说，“庆松你看我这个沙发，从早期的罗中立开始，王广义、方力钧……一大堆艺术家都睡过，你要有时间就过来坐坐，到时候我吃什么你吃什么。”他当时一下就觉得“北京有人了”，人有了希望，“再不行，也肯定会找到口饭吃。”

　　他越来越关注社会现象，“特别复杂，也特别有魅力。”那一年，王庆松赌上所有家当，“把我妈妈去世前10个月的工资、我老婆奖学金余下的钱，都押了进去”，第一次拍了大画幅《老栗夜宴图》，一鸣惊人，成为代表作。

　　用记者的态度去记录时代

　　王庆松被冠以中国“观念摄影”的代表人物，可他却不认同这一说法，自称是“纪实摄影”。他甚至觉得所谓“观念摄影”是个伪命题:“它更强调事物的一个转化，一个杯子，用它喝水，它就是杯子；把它放进美术馆，它就不是杯子。我的东西属性是不变的，不是转化。我希望我的东西更强调纪实性，更像是用记者的方式或者记者的态度，去记录这个时代。”

　　王庆松认为一个相机拍摄的瞬间，远远达不到监控拍摄的那种真实性，“在影像技术越来越发达的时代，传统纪实的真实性，它的深度还够吗？不一定了，至少可以说，它只是一瞬间的真实，可能第二天它就开始转向。那就需要把观察的时间线拉长，把变化放到一个瞬间时，让人们感受它。”曾经有人尝试过，拿摄像机对着他的作品拍摄，“从一个人走入镜头开始，配上台词，可以讲一个很长的故事出来”。就像打开一卷中国画，边打开边讲述，很有意思。王庆松觉得这才是中国文化本身的特色：在非常简单的画面中，找到人物的复杂性。

　　一件亲身经历的事给王庆松留下深刻印象：他曾经在地铁口看到一个要饭的，旁边放个牌子写着行乞的理由。连续45天，他每天经过那个地铁口，看到行乞者不停地换服装，纸牌上的文字也在变，甚至身边的狗，也不一样。他深受触动，“如果要表现这种现象，以往的摄影可能就拍一次，可在我眼里看了45天，我就想把这45天记录下来，浓缩在一瞬间。”他觉得这样拍出来会更接近真相。“当我把它浓缩在一个画面中的时候，其实它就产生了新的一个认识。过去传统的纪实方式是某个题材拍不停，但我不是，我可能会去寻找所有这一类东西的逻辑关系，最后揭示某个它表现出来的社会现象。”

　　每每拍摄，他先是像拍电影一样，搭房子造景，找一些模特来出演角色。然后采用舞台造型、情景编排等方式，将自己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置于画面中。在拍摄过程中，他会融合行为艺术、装置艺术等多种元素，诠释出个人所理解的社会现象。

　　也因此，王庆松的所有作品都是在社会中寻找的，“有的东西看很多次都不会有感觉，但越来越受触动后，就会想去做一个作品，这也是我一件作品往往要用十年甚至十几年时间的原因。不是说要做多长时间，而是因为要观察很长时间才会有所发现，可以做才去做。”

　　从生活中找到的，会慢慢变成自己的

　　也有人说王庆松的作品是“大型现场摆拍”，对此他非常清醒，“20年前，别人对我的东西是很反感的，说你那东西不是摄影。但是10年前开始，越来越多教摄影的老师都觉得没法教下去了，因为时代巨变，PS出来了、数字影像出来了，大家对摄影所谓的真实性越来越产生了怀疑。”但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慢慢理解他作品中很强的社会性，“能从不同角度看到某种真实”。

　　他把自己的作品归纳为“看图识字”，还说“其实画面里的人可以去掉，看空景，你会发现意思也还是这个意思。人的出现，其实就是亲和力更多、更容易解读。放多少人进景，只是用来补充，人在画面中跟道具的属性差不多，就像小孩看图识字，有了人物，内涵更容易被识别出来。”

　　王庆松有个习惯——特别喜欢走路，而且是走很长的路。“我经常从三里屯走两三个小时，走到宋庄。”有段时间他住在一个朋友家，无数次从后海走到大北窑，走走就坐那儿待着看。“看到什么，也不会特意记。但有些东西在之后创作的时候会不停地跳出来。很有意思——从生活中找到的东西，会慢慢变成自己的。”

　　有次同学聚会，扯到学生时代的事，“你暗恋她，她追求他，他又和谁怎么了……”王庆松如此这般当场一说，大家都听懵了，继而吃惊“你怎么知道”？他一脸坏笑，“我全知道，因为那时我不太说话，也没有女孩儿找，是个不受重视的孩子，于是上学没事就坐那儿看，他们递纸条什么的我都知道。”常年爱观察的习惯使他格外敏锐，“盲人听力一定很好，我话少就会多看多听。”

　　作品用作插图，比蹲在艺术杂志里重要得多

　　在王庆松看来，纪实要有人文关怀，还要还原真相。他觉得自己的作品很像社会变迁的“插图”，“能给社会做个插图，我觉得挺好的”。

　　前不久有个杂志找到他，想把他的作品用作教育资料的插图，“我一听很高兴，这要什么费用啊，我觉得作品比蹲在艺术杂志里重要得多。”

　　王庆松很传统，至今还用胶片拍摄，“胶片颜色跟数码颜色肯定是不一样的”。让他遗憾的是，“这代年轻人没见过胶片色彩的感觉，就会觉得数码的色彩是准确的，所以他们不会有我们对胶片色彩的那种迷恋。”他认为这会慢慢改变人的审美，“如果我们不去刻意保留一部分传统的话，就意味着消失。现在通过技术来仿胶片颜色，但原理是不一样的。胶片是化学反应，数码是靠点数。胶片放大，它出现的是噪点；数字化放大，它出来的是马赛克。我觉得社会在快的时候，是不是在某一方面我们可以稍微慢一点。”

　　很多人都觉得王庆松“成了”，他坦言：“可能只是比别人眼睛睁得大一点，看得多一点而已。”他希望能够更真实地去记录一段时间中社会上发生的故事，并期待自己的状态能再好一些。他始终相信，“中国摄影真的会在世界留下一个很重要的脚印，摄影师里应该会出现世界级大师，但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时间。”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喆

　　供图/王庆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