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潮（版画） 黄永玉

　　木刻是其艺术的根

　　“这是我一辈子刻的木刻，大部分都在这里了。”展览序言部分，展示了黄永玉为此展新近题写的手记《入木八十年》。

　　在这段手记中，黄永玉回忆了自己年轻时用厚帆布做了个背囊，用来装木刻板、木刻工具、喜爱的书籍，还有一块十几斤重的磨刀石。这些木刻用具陪伴他走过万水千山。他说：“我一辈子本事不大，受正式教育的机会不多。过日子倒是从来不敢苟且、不敢懒惰，怕都是刻木刻养成的习惯。一刀一刀小心往下刻，生怕出现差池。”

　　黄永玉为本次展览手写了不少“心得手记”，这是展览的线索，也是艺术家80年版画创作生涯的感悟。

　　20世纪30年代，由鲁迅倡导的中国新兴版画运动盛起。少年黄永玉因木刻家野夫的一本书《怎样研究木刻》，开启了自己的版画创作之路。“我还不懂得木刻工作的意义，只浅尝到它的快乐和兴奋。”没有受过科班训练的黄永玉，却有着忠实于生活的敏锐认知与内化感受。1948年8月，野夫的这本《怎样研究木刻》修订后再次出版，新版《木刻手册》封面选用了黄永玉1946年创作的作品《讲故事》，体现出一个木刻前辈对青年木刻家的肯定。

　　怀着对家乡凤凰的深爱，黄永玉写下了无限的浪漫情调与盎然诗意，并从为文学作品和报纸杂志做插图这条道路开始，创作了大量版画作品。例如，本次展出的《翠翠和爷爷》《花环》两幅木刻作品，便是黄永玉为其表叔沈从文所著小说《边城》所作的。这种根植于内心深处的真实情感，使其往后创作中刻下的每一刀、每一划皆迸发着鲜活而绵延的力量。

　　提及黄永玉的艺术，大多人熟悉的是他的中国画。北京画院院长吴洪亮认为，木刻是黄永玉艺术的根，是他视觉体系中的压舱石。“大家熟知黄老性格里的浪漫、活泼，但当我们真正深入研究他的艺术创作时，才知道他在版画创作中有非常理性的思维。”

　　如同“贴着肉的骸骨”

　　1936年，黄永玉离开家乡凤凰，辗转多地。福建、上海、台湾、香港……直至上世纪50年代初，黄永玉受邀回到北京，参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的筹建。

　　身处新旧更替的变革点，而立之年的黄永玉尝试在新兴版画创作与教学中寻找到更深层次的表达语言：他深入小兴安岭森林，创作大量森林题材的版画木刻，如《初进森林》《新的声音》《森林小学》；他被派往荣宝斋学习中国传统水印木刻技术，与当时也在北京的齐白石见面，并为其刻制了一幅水印套色版画肖像。

　　最广为人知的黄永玉版画作品，当属《阿诗玛》。本次展览在二层展厅中心设立了“阿诗玛”专区，展出一组《阿诗玛》经典人物形象插图。1956年，黄永玉为彝族撒尼人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创作了一组套色木刻插图。为此，黄永玉来到云南路南县（现为石林县），在路南县的额勺依村一住就是两个月，切身体验了彝族撒尼人的人文风情，并以村里的彝族撒尼妇女普支委为模特，创作了这组后来享誉画坛的作品。其中开篇《阿诗玛像》采用侧面肖像的方式，头饰图案丰富多姿，展现了主人公端庄秀美的形象。

　　黄永玉擅长各种文学故事插图，尤其是为儿童文学，如童话、寓言故事等创作的大量成组插图，更是独树一帜。狡猾的狐狸，井底的青蛙，流亡的小鸭……黄永玉刻刀下的小动物活灵活现，妙趣横生。这些天真诙谐的作品，在本次展览中也可以一见。

　　上世纪60年代，黄永玉不断拓宽中国新兴木刻的审美与维度，以《春潮》最具代表性。观看这张作品，视线首先被跳跃出海面的鲨鱼吸引，鲨鱼身后的海浪和漩涡塑造了一种惊心动魄的视觉张力，让人仿佛身临大海之上观看捕鲨的过程，巨浪就在身旁汹涌。在这些涌动的线条中，一条细细的线最终将观者的视线从鲨鱼牵引至渔船上的二人——他们才是画面真正的焦点。这一具有极强戏剧性的处理方式，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这一时期的版画风格逐渐倾向于一种浪漫美学范式的回归，不仅完善和深刻了中国新兴木刻的形式与内涵，也为当时的版画界带来了一股新风。

　　晚年黄永玉虽然停止了版画创作，手中的刻刀却促使其养成了从不松懈的习惯，他尝试转向更多艺术语言的可能性探索。如同刻木刻一般，黄永玉一步步践行着自身独特的艺术审美与创作实践。

　　原北京画院院长、北京画院艺术委员会主任王明明认为，黄永玉的版画大多以线条为主，他对于黑白的运用灵活自如，刀法变换、线面俱下、游刃入木、神而明之。其构思立意新颖绮丽，有感而发且想落天外，画面充满童趣与幽默，形成了清新明朗的意趣和情调。

　　本次展览设立了“原版对照”专区，为观众呈现一批跨越几十年的木刻原版。在黄永玉看来，这些充满了岁月痕迹的木刻板子如同他“贴着肉的骸骨”一般，与其走过千山万水，保存至今，十分珍贵。吴洪亮表示，北京画院首次推出黄永玉版画展并出版画集，非常难得；多块木刻原版与作品对照展出，更是难得中的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