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变色龙”何以为家？
“第三文化小孩”的苦与乐

　　◎武冰聪

　　开学季伊始，正是全球许多“第三文化小孩”选择远赴异国的时间节点。在中国，也有不少由于父母工作调动或个人生涯规划而早早出国的孩子。随着跨国婚姻、外派员工和海外留学生数量的增长，一大批小孩得以拥有在青少年时期出国并在跨文化环境中成长的多元经验，他们被社会学家称为“第三文化小孩”（Third Culture Kid，简称“TCK”）。这些在另一种文化中长大的孩子，会在成长过程中将原生的第一文化，加之来自异国的第二文化，共同融合形成属于自己的“第三文化”。同时，在TCK们适应环境的过程中，文化冲突也时有发生。

　　Nini（左）与泰伯学院的导师在一起

　　Selena（中）圣诞节慰问索韦托贫民窟孤儿院的孩子们

　　Linda在韩国的国际初中参加越野跑比赛

　　在“三观”形成的重要时期，脱离最熟悉的原生文化，是否会给成长期的孩子带来不安？拥有跨国生活和学习的经验，就意味着TCK今后更具竞争力吗？与此同时，TCK是否无法拥有故乡这个让人依恋的家园？三位在不同时期前往不同国度的“第三文化小孩”，和我们分享自己的体验和思考，回答关于TCK群体的讨论与争议。

　　Nini高中时赴美求学，学过拉丁文和韩文，曾经到首尔和香港读书，她称自己为“环球游历者”，并用“文化变色龙”来比喻TCK——不是随时变化颜色，而是擅长随机切换文化。Selena曾在肯尼亚读中学，之后到加拿大接受大学教育，海外求学的多元经历帮助她更加具备共情能力。Linda在韩国和美国分别就读初高中，她觉得对事情抱有开放的态度，尊重差异，才能更好地融入到异国生活中。

　　“第三文化小孩”更具竞争力还是无处是家？

　　早在20世纪50年代，“TCK”一词就由美国社会学家鲁斯·希尔·尤西姆首次提出，当时即已受到社会关注。时至今日，在全球化的浪潮下，TCK的数量也随之增加。

　　社会学界一直关注TCK的成长，学者们发表的观点各异。美国社会学家大卫·波洛克和鲁斯·范·雷肯在《第三文化儿童：在全世界长大》一书中提出，TCK大多会不止一种语言，视野更加宽广，并且具备文化意识。美国家庭治疗师罗伊斯·布松则从空间的角度来谈TCK面对的挑战，他觉得搬家意味着失去各种东西，这可能会引发孩子焦虑和紧张的情绪，让TCK们缺乏归属感。他结合自己为TCK的服务经验出书，并将其命名为《处处是家，又无处是家》。

　　BBC曾通过案例故事，报道TCK在成长中的优势与风险，该报道认为，在就业吸引力上，TCK具备国际化的竞争优势。《Denizen》杂志通过访问200名TCK了解到：这些孩子大多在9岁前就有了第一次出国经历，每个孩子平均曾在4个国家居住，其中85%的人掌握两门以上的语言，并且拥有大学学历，拥有硕士学位的比例也达到30%。这样的硬件条件自然让TCK在职场竞争中别具优势。

　　然而另一方面，在适应环境上，融入新圈子和告别旧圈子，都是TCK们不得不面对的艰难课题。BBC这篇报道介绍了英国人马修的例子：在14年间，马修经历多次工作调动，两个孩子也跟着他在英国、美国、挪威、印度尼西亚等地生活。马修悉心选择当地学校，设法为孩子们提供一流的教育，他觉得孩子们应该具备了很好的国际视野。然而在带着一双儿女回到英国时，他们面对的情况却有些棘手：新学校的同学并没有太多海外经验，缺少共同的话题让孩子们不太容易交朋友，甚至不属于本地区的口音，都会引来同学侧目。频繁迁徙带来的陌生感，让马修的儿女不时处于紧张情绪中。

　　在国外媒体的报道里，“身份认同危机”会成为TCK的标签，但也有人举出成功案例，来驳斥社会上对TCK的成长担忧。BBC专栏作者凯特·梅博丽就指出，英国演员科林·福斯和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就是标准的TCK，他们都有着童年在国外旅居的经验。这些跨文化成长经验帮助他们从多元角度去认识世界，并在文化适应的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获得锻炼，为今后的职业生涯大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Nini

　　普林斯顿—首尔—香港—北京

　　在新环境中自我赋能

　　有亲人的地方就是故乡

　　“80后”北京女孩Nini，由于姥爷是外交官的缘故，从小就受到外国文化的耳濡目染。初中放假时，Nini跟着妈妈和美国朋友出国度假，顺便去看看美国的中学什么样。在东海岸逛了一圈，截然不同的校园环境和教学方式给她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学校不在市中心，有的在森林里，有的在大海边，建筑都特别漂亮。”这是Nini对美国高中的第一印象。

　　家里早就有让Nini出国留学的打算，经过一番考察，他们商量着把留学时间提前到高中。于是1999年，14岁的Nini只身赴美就读寄宿高中。当时国内低龄留学生还不多，网络也不发达，想要和远在中国的家人联络，只能靠越洋电话，Nini在新环境中完全靠自己摸索着探路。

　　但是在一开始，想融进新圈子并不容易。“我和同学们喜欢的明星，听的歌，看的书全都不一样。”初来乍到的文化差异，加上还不太流利的英语，让Nini适应了一段时间。同时，新同学的生活习惯也和她以往的认知不同。在她就读的泰伯学院女生宿舍，欧美室友大多早上洗澡，Nini则习惯晚上洗。一天她拎着澡筐去浴室，坐在门口的室友往澡筐里一瞥，随口问“你的刮毛刀呢？”这个问题让Nini一头雾水，直到一段时间之后她才发现，欧美体毛丰富的同学大多会在洗澡时准备一把刮毛刀，但之前Nini并没接触过这些物件。

　　读完4年的高中课程，Nini申请到藤校普林斯顿大学，主修经济学。性格开朗的Nini，在大学里不断跳出舒适圈去挑战自我。高中时她学过拉丁文，进入大学后更想了解亚洲文化的她开始学习韩文，并争取到了大四去首尔大学做交换生的机会。这段经验让Nini有机会对比两国顶尖大学的授课方式。“首尔大学的课堂更加沉稳，互动性相对没那么强。”但到了课外，互动性很强的留学生组织，则帮助Nini快速交到了各国朋友，大家还一起利用假期组团去韩国各地旅行。

　　有过年少时只身闯荡美国的经历，Nini并不害怕改变，她喜欢不断尝试新鲜事物。大学毕业后她入职投行摩根斯坦利，并从美国前往中国香港工作。在香港时，出于对传媒行业的兴趣，她又进入港大就读传媒专业硕士，并在毕业后入职CNN国际频道。在各国学习和工作的经验，让她成为各种文化的混合体，并不断为自己赋能。

　　现如今，Nini回到北京与合伙人一起运营一家国际教育规划与咨询公司，她希望打造教育界的麦肯锡，通过自己的跨文化经验帮助有意愿的孩子走出国门。在采访中，Nini说着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她说自己不久前还和当年在景山学校的发小们约过饭。她并不觉得从小出国会意味着失去故乡，只是她对故乡的理解和在单一文化中长大的孩子有些不同。“我和姥姥最亲近，回到北京姥姥身边，和朋友们在一起，我就觉得回到了故乡。” 在Nini心目中，对人的依恋是故乡认同的重要一环。

　　在国外多年，Nini有机会遇到了更多TCK，他们丰富多元的成长经验都帮助Nini更加了解自己所在的TCK群体。在普林斯顿的同学Aditi，出生在孟买，在香港长大，在英国上学；同学山姆会说六种语言，曾经就读于横跨全世界的10个不同的学校；在埃及长大的布瑞恩，曾旅居过百慕大群岛、马来西亚和巴西，但却把自己称为“顽固的加拿大人”。

　　Nini有感而发，结合自身经历写专栏文章向大家介绍TCK群体，她用“文化变色龙”来形容TCK——国际化并不代表忘记原生文化，能在不同的社交环境中切换自身的行动模式，就是TCK的技能之一。“成为 TCK 给了我自由的感觉。我这个变色龙的每一种颜色都在讲述着自己的故事。我非常感激过往的这些经历，是它们塑造了我的个性，一些中国的、一些美国的、一些韩国的等等，每一面都是我精心挑选出来的。所有这些都不会相互排斥，而是无缝互补形成了我的所有。”

　　Selena

　　美国—肯尼亚—加拿大

　　走过亚、非、美

　　共情力大增

　　在自传《15岁，我在非洲》中，Selena介绍了自己在肯尼亚生活和学习的难忘经历。初到首都内罗毕的国际高中，新鲜的环境让Selena印象深刻。校园里植被丰富，简直像个生态公园，老鹰、猴子不仅在校园中自由来去，还常常在同学们面前刷存在感。走在半路上，老鹰一个俯冲就叼走同学手中的面包，长尾猴在一层楼道里“拦路抢劫”都成了生活日常。

　　在肯尼亚的几年，Selena觉得特别开心，她说在不那么发达的地方，人们之间反而更容易建立感情。不去购物逛街买名牌，同学们更喜欢在大草坪上开派对侃大山。在学校的文化节活动上，她穿着汉服跳舞，表演弹古筝，向同学们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她也跟自己的好朋友学跳印度舞，参加戏剧表演，生活总是丰富多彩。

　　因为父母都被外派到肯尼亚工作，Selena并没有和家人分开，父母的陪伴给了她很充分的成长支持。比如十年级时选修的食品研究课上，父母就可以帮助她一起挑选期末展示用到的餐具和桌布，并品尝女儿的烹饪作品。在生活中遇到文化差异带来的观念冲突时，父母的疏导也会给她带来心理支持。网络和社交媒体的发展，可以让Selena便利地和国内的亲朋好友及时联系，在异国他乡的日子因此一点儿也不觉得孤单。

　　放假时，Selena和父母一起去大草原看动物迁徙，去贫民窟发放慰问品。“贫民窟里的房子都是铁皮的，门前的土路被污水和垃圾围绕。”亲眼所见让她明白，世界并不单调，不同的成长经历会给人们带来迥异的观念。

　　在肯尼亚的国际学校，Selena适应得很快，但早在2009年，她第一次出国上小学时，也曾经历过一段不顺利的日子。因为跟着妈妈赴美访学，Selena插班进美国小学就读四年级。但新班级的同学们早就有自己的朋友圈，这个说着一口蹩脚英语的亚洲小孩，并没有引发大家的兴趣，甚至有排外的同学直接冷冰冰地说：“别跟着我。”没有暴力行为，老师也不能干预孩子们的社交，小姑娘的策略就是主动出击，大大方方交朋友，慢慢磨合两三个月之后，她才融入到班级氛围中。

　　高中时因为成绩不错，Selena提前一年就递交了大学申请，并选择入读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媒体科技专业。因为很喜欢自己的专业，Selena在新学校不断汲取营养。她选修了有关消费主义、批判理论的课程，还喜欢利用教授们的办公时间，预约讨论问题，之前在海外学习的丰富经验让她一直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

　　在美国一年、肯尼亚三年、加拿大两年，今年20岁的Selena在国外度过了大部分的青少年时光。她说这些旅居经验并不能让她在某一个文化圈里如鱼得水，适应新环境的挑战仍无处不在。但是在外多年却培养了她的共情能力，她愿意去理解差异，习惯于不从单一的角度看待问题，也更善于通过其他文化的脉络去换位思考。

　　Linda

　　中国—韩国—美国

　　找到自己的闪光点

　　才能成为有竞争力的TCK

　　今年19岁的Linda正在美国读寄宿高中，因为妈妈工作调动，她在大连读到小学五年级就转学到韩国首尔读国际学校了。当时她完全不会韩语，英文是国内公立学校的小学生水平，乍一进入拥有50多个国家孩子的国际学校里，挑战确实不小。Linda印象很深的慌张时刻就包括，在学校的时候几乎听不懂老师所说的内容和同学们聊天中的细节。

　　好在学校比较完备的国际生支持体系给了Linda不少帮助，她可以选修为英语非母语学生开设的初阶课程，慢慢适应。老师们也会公布办公时间，开放给同学们预约答疑。Linda觉得，当时出国虽然减少了中考的压力，但日常的学习成绩仍然很重要，帮助她日后可以申请更好的高中。

　　出国也给了Linda更充分了解异国文化的机会，每到周末她就和妈妈或同学一起，到韩国各地游玩。“像我们去过的庆州和安东都是韩国的古城，但国内的旅行团就很少会安排在游玩线路里面。”Linda说。

　　文化融合的情况在Linda身上有着直观的体现，她很乐于将“韩范儿”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中，但在另一面，她仍然保留着中国的生活习惯，二者并不矛盾。Linda举了个简单的例子：韩国人吃早饭挺隆重，和正餐差不多，米饭配着辣白菜、海苔和各式小菜。这种饮食习惯Linda适应得很好，到美国之后她有时也会和韩国同学一起做一些韩国的餐食。“但我喝不惯冰水。”Linda说。从韩国到美国，同学们几乎都是喝冰水，但她始终保持着在家时喝热水的习惯。

　　妈妈结束在韩国的工作后，Linda转学到美国读寄宿高中。多元的学习环境帮助她培养和发展了自己的爱好，从她的一周时间表中，可以看出她的高中生活十分丰富。Linda每天早上8:30上学，共有五节正课，下午3:30开始，是两小时的体育训练，学生们可以根据兴趣选择喜爱的科目。Linda觉得体育运动是和同学们交朋友的好机会，她就是通过运动和大家打成一片的。

　　在所有体育项目中Linda最喜欢长跑，因为可以锻炼自己的速度和耐力。“如果是在家，长辈们可能会觉得，小姑娘跑个800米就可以了。”但在一个多元融合的文化圈里，刻板印象更容易被打破，Linda的小爱好得到了更好的发展。

　　除了大家都能参加的体育训练，学校之间也会定期安排各类体育比赛，让同学们入场参观，高年级的学生还可以在下午选择一门乐器训练。六点钟晚餐后，时间交给学生自己规划，Linda每周有一个晚上要加入图书馆学习小组的值班日，其余时间她可能会参加社团活动，或者留在寝室写作业。

　　对于TCK在未来更具备竞争力的观点，Linda觉得，出国的五六年里，她锻炼了英文和韩文，并有机会学习其他语言和了解了异国文化，也交到了新朋友，这可以算是竞争力的一部分。但在她看来，竞争力并不局限于TCK身上，每个人都有独特的内在优势，需要自己去发掘。“比如我从小出国，对国内的体系就没那么了解，如果想要做公务员恐怕就不容易。但我如果通过自己的专长，进入文化机构或其他对语言有需求的单位，就比较适合。”Linda觉得出国这几年，带给她最大的成长是学会尊重差异，对于认知不同的事情保持开放和勇于尝试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