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如敏

　　任教于广东某二本高校的黄灯最近出版了新书《我的二本学生》，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日前，黄灯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采访，回应了相关问题（见本报昨日A6版）。

　　笔者是上世纪90年代初上的大学。不免要叨几句白头宫女说玄宗的述往之语——在那个年代，身处犄角旮旯的山沟沟，不管考上什么本科专科，在乡邻们眼里，都不啻祖坟冒了青烟。

　　“二本学生”作为一个研究命题之所以成立，映照的正是市场化之后大学急剧扩张，就业市场、考研市场等上升通道更青睐重本学生的现实。“二本学生”毕业之后遭遇的一些辛酸无奈，毫无疑问，和偏见有关。正如黄灯所言，久而久之，偏见就会成为一种先入为主的惰性。

　　黄灯也直言不讳地提到一般本科院校办学的尴尬。一方面要培养就业人才，否则招生都成问题，另一方面同样需要做科研。学生貌似学了很多，但学到的都是皮毛。她特别提到专业越来越跟具体的就业对接，导致通识教育、人文教育比如历史、哲学、文学越来越边缘化。就业市场更青睐一些“有用”的专业，相较于金融、计算机等专业，人文专业当然是“无用”的。人文熏陶的无用之用，遭遇了长期的漠视。

　　俄裔美国诗人布罗茨基说：“与一个没读过狄更斯的人相比，一个读过狄更斯的人更难因为任何一种思想学说面向自己的同类开枪。”这话的意思大概是说一个受过良好人文熏陶的人会更宽容、更柔软、更深邃。或者更通俗地说，一个受过良好人文熏陶的人，其综合素质更高。

　　如果大学教育一味迎合就业市场，为就业市场量身订做人力资源，这大概有违大学教育的本质，并且可能让“二本学生”真的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