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  张保淑

　　8月13日，在中国海南省海口市举行的一场合作协议签订仪式引起了广泛关注。引人瞩目的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签订合作协议的主体特别。协议双方分别是志在打造自由贸易港的中国海南省人民政府和德国著名高校比勒费尔德应用科技大学。二是协议内容特别。根据协议，德国比勒费尔德应用科技大学获得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独立办学资格，将开设中国境内第一所境外高校独立办学项目，并将面向全球招生，实现了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新的突破。

　　中英合作开办的宁波诺丁汉大学。

　　上海纽约大学是中美教育合作与交流的典范。

　　与区域发展战略同频共振

　　仔细研读海南省与比勒费尔德应用科技大学签订协议的具体内容，深入了解合作的背景，不难发现，此次合作虽然是聚焦办学和人才培养，但其重大战略意义远超出了教育领域。根据协议，德国比勒费尔德应用科技大学将引入德国“实践嵌入式”高等教育模式，开办大学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教育，首批拟开智能物流、智能科技、应用自动化、数据科学、工业设计与服务等专业，计划2021年首期招生。其办学重要目的之一是培养高素质、国际化人才，推动德国优质企业资源落户海南，更好促进德国在华企业发展，参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为支持该办学项目尽快落地，海南省有关方面特别是项目所在地的海口洋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正积极推进相关准备和筹备工作，并规划建设中德产业园，为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以及德国大学伙伴企业的入驻等提供大力支持。此外，配套工作也在积极推进中，其中包括建设洋浦外国语学校、洋浦国际幼儿园，提高医院保障水平，为办学提供人才落户、教师出入境免签、教师个人所得税优惠、入境基建材料及教学设备予以优惠等。

　　海南率先实现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突破得益于自由贸易港建设战略。今年6月下发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提出，把深化教育对外开放作为自贸港建设的重要支撑。2019年7月出台的《关于支持海南深化教育改革开放实施方案》提出，创建国际教育创新岛、打造“留学海南”品牌、建设21世纪“海丝”教育新航标等。

　　教育对外开放与区域发展战略的互促共进是新时代发展的一大特征，这不仅体现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而且在粤港澳大湾区和雄安新区建设中也凸显出来。2019年2月出台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支持大湾区建设国际教育示范区，引进世界知名大学和特色学院，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在“千年大计”之城雄安新区，相关规划提出打造教育开放新标杆。具体来说，该规划纲要表示，培育建设一批国际学校、国际交流合作示范学校；统筹科研平台和设施、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中心资源，构建高水平、开放式、国际化高等教育聚集高地。

　　参与塑造全方位开放格局

　　区域发展战略中的教育开放项目是新时代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硕果。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徐小洲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多项教育对外开放纲领性文件出台，教育对外开放政策不断完善，中国教育对外开放工作迈入提质增效新时代，成为中国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6年4月，《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出台，完成了对该领域工作的顶层设计，对相关工作进行了重点部署，其中包括提高留学教育质量、提升涉外办学水平、促进教育领域合作共赢、实施“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成为推动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行动指南。在此基础上，教育部制定了《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推动与一大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促进一些实力雄厚的国内高校“走出去”办学。到目前为止，我国高校在近50个国家设立了100多个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境外办学机构和项目。

　　今年6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出台，这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重塑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我国外部发展环境更加错综复杂的特殊背景下出台的，宣示了我国坚持教育对外开放不动摇的决心以及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信心。该文件推出系列改革措施，比如，授予“双一流”建设高校一定外事审批权，探索高校国际会议分类审批的管理办法。再比如，要求在借鉴“双元制”等办学模式、引进国外优质职业教育资源方面取得政策突破，鼓励有条件的国内职业院校与企业携手参与国际产能合作。同时，着手打造“一带一路”国际技能大赛等品牌赛事，扩大国内有关技能赛事的国际影响力。

　　徐小洲指出，新时代教育开放取得的成就离不开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经验和奠定的基础。1978年，第一批公派留学生项目启动，成为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发端的标志，而后双向留学规模逐步扩大。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教育对外开放向纵深领域发展，颁布了首个合作办学行政法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探索在海外设立汉语教学机构，举行“汉语桥系列比赛”“汉语水平考试”等。教育领域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逐步构建起来。

　　为国际教育治理做出贡献

　　对新时期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发展历程特点，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授刘宝存认为大体上可以归结为几大转变。价值取向上从规模导向转到提升质量。改革开放后，双向留学迅速发展，人员大幅增加并保持较高规模。十八大以后，接连出台措施，促进质量提升。管理方式上从集中统一到简政放权。随着办学自主权扩大，开展国际教育和交流日益成为学校法定权利。与此同时，改革自费留学中介服务管理政策，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自主性进一步扩大，留学简政放权不断深入推进。开放形式上从单一到全方位。教育对外开放从留学教育的单一维度很快拓展至学历互认、合作办学、境外办学、教师互派、学生互换、学分互认、学位互授联授等，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对外开放格局。

　　当今世界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近年，全球化遭遇逆流，包括教育交流与融合在内的全球化进程面临新挑战。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国际交往的秩序，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冲击国际教育交流。新形势下，中国继续打造“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升级版，扩大教育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积极分享在“停课不停学”、有序复学复课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向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019年2月颁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把“开创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列为面向教育现代化的十大战略任务之一，并明确了未来教育对外开放的总体思路和实践路径。当前，中国正按照既定目标和步骤，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推动教育对外开放迈向全新高度。刘宝存指出，在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方面，中国可多方向发力，为全球教育治理贡献中国方案。为此，他建议深度参与国际教育规则的研究制定，从国际教育规则的执行者向制定者转变，更好掌握国际教育合作交流主动权；培养和支持优秀人才赴国际教育组织任职服务，扩大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