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张脸2元钱，5000张脸不到10元钱。近日，有媒体调查发现，在某些网络交易平台上，各种来源不明的真人生活照、自拍照被明码标价售卖。

　　有人卖就有人买。今年年初，浙江衢州破获一起盗用公民个人信息案，嫌疑人非法获取公民照片后进行一定处理，骗过人脸核验机制，在某金融平台注册账号非法获利数万元。

　　看着这些条新闻，龚先生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的脸——活了几十年，头一次觉得它这么宝贝。

　　购物时“刷脸”支付，搭高铁时“刷脸”进站，用手机时“刷脸”解锁……最近几年，生活似乎进入真正意义上的“看脸”时代。由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机构成立的App专项治理工作组，最近发布了一份《人脸识别应用公众调研报告（2020）》，显示有九成以上的受访者使用过人脸识别。

　　可是，在带来便捷和高效的同时，以跑步速度进入普通人生活的人脸识别技术还随身携带着不少漏洞。一张照片、一个面具居然也能通过人脸核验！被采集的人脸信息存放在哪里？是否被共享？是否足够安全？是不是任意场所都有权采集人脸信息？

　　这些问题，绝大多数使用过人脸识别技术的人都无法回答，龚先生自己也包含其中。“别人都在用，没办法”，这或许是通常的解释。

　　不过，有人却在“想办法”——今年3月，清华大学法学教授劳东燕所居住的小区要求业主录入人脸信息用于门禁系统升级。但根据《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规定，收集人脸信息需要单独告知并获得个人信息主体的授权同意。据此，劳东燕向物业公司和居委会寄送了法律函。最终，经过讨论，小区所在街道办表示，不愿录入人脸的居民可以靠门禁卡、身份证登记等方式回自己的家。

　　在杭州，同样是法学老师的郭兵在去年提起了我国关于人脸识别的第一次诉讼。郭兵一家在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办了可以不限次数畅游的年卡，可去年10月，他却收到野生动物世界发来的短信，“即日起，未注册人脸识别的用户将无法正常入园”。随后，郭兵以违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由，将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告上了法庭。

　　普通人或许没有劳东燕、郭兵那样的专业法律知识，但大多不缺“我的脸蛋我说了算”的常识。曾经有人说“中国人愿意用隐私换便捷”，但龚先生觉得，与其说是“爱便捷”，不如说是没有习惯把“我的事情我做主”作为办事的前提。

　　居委会、动物园要“一刀切”地把回家、入园方式换做人脸识别，无疑是一种偷懒，是漠视居民、消费者对自己的脸——即个人信息的拥有权和保护权；大多数人在明知采集方做法名不正言不顺且有风险的前提下保持沉默，也是一种偷懒——第一个维权的人，总是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于是到头来，每个人的脸在网上只值两厘钱。

　　处于科技爆炸年代，类似的事情还有许多。反复整顿却依然坚挺地在后台自启的App；“偷听”了用户闲聊、精确推荐相关商品的电商平台；一直无解的过度收集用户信息问题……

　　有人说，科技进步带来了诸多不安全因素，但这口大锅，绝不该让科学技术来背。

　　同样是人脸识别技术，去年，重庆江北机场成功核验出了北大学子弑母案嫌疑人吴谢宇；网友津津乐道的“张学友演唱会连抓7名逃犯”背后的功臣，也是这一技术。

　　科技的两面性是使用科技的人所赋予的。

　　压缩技术的负面效应，即通过预防性制度来确保科技创新与应用的安全边界，是与科技进步同等重要的事。

　　目前，大量被采集的包括人脸在内的个人数据都储存在各应用运营方或是技术提供方的中心化数据库中，没有统一的标准或明确的法律法规对这些数据的使用作出规定。当技术进步的速度快于监管织网的速度时，失序与失衡自然就会发生。

　　郭兵状告杭州市野生动物世界一案仍在审理之中，案件的最终判决或许会对人脸识别技术使用起到指导作用。期待个人信息保护的速度，能跑得过新技术不断诞生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