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龚先生

　　这几天，贵州一位任姓女士的遭遇引发了全网关注——因对其在贵州毕节居所的物业管理有意见，同时对社区支书刘某的相关表态不满，任女士在微信群里称刘某是“草包支书”，被毕节警方从其贵阳的家中“铐”到毕节，并被行政拘留3天。毕节警方给出的理由是，其“草包支书”的言论构成了对刘某的侮辱。

　　随着事件曝光，1月26日，毕节市公安局发布通报，对任女士提出的行政复议作出决定，认为相关派出所的异地传唤程序违法，依法撤销对任某的行政处罚决定，相关派出所所长及办案民警已停职接受调查。

　　“草包”算不算是对人的一种侮辱，是否达到了被行政处罚的恶劣程度，值得商榷。但面对说一句“草包”就被跨市行拘，网友们很不淡定——

　　“骂我草包者，虽远必拘？”

　　“谁给的权力？下次是不是要跨省了？”

　　“这算不算是以权谋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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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先生以为，抛开对“草包”是否算侮辱的纠结，毕节警方跨市抓人至少存在两个问题。

　　其一，警方可不可以异地传唤？

　　答案是可以，但是有前提条件和程序。我国《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有明确规定，异地执行传唤，办案警察应持传唤证、办案协作函件和警察证，与协作地公安机关联系，在协作地公安机关的协作下进行传唤。同时，传唤的地点应该是被传唤人所在市、县内的指定地点或者其住处、单位。

　　也就是说，一个地方的警察是不能随意到另一个地方去执法的，要拿着相关手续，跟人家联系，与人家协作。而上述案件中，毕节警方到贵阳抓人，并未知会当地警方，也未申请协作，而是直接、单独找上门去，把人带回自己的地盘。

　　其二，警方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手铐？

　　这一点同样有明确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人民警察依法执行下列任务，遇有违法犯罪分子可能脱逃、行凶、自杀、自伤或者有其他危险行为的，可以使用手铐、脚镣、警绳等约束性警械：（一）抓获违法犯罪分子或者犯罪重大嫌疑人的；（二）执行逮捕、拘留、看押、押解、审讯、拘传、强制传唤的；（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使用警械的其他情形。

　　……”

　　任女士到底有多大危险，是否会脱逃、行凶、自杀、自伤等，对“阅嫌疑人无数”的警方来说不难判断，并且参与此次抓人的警察不止一人，那么警察使用手铐的依据和必要性何在呢？

　　“草包支书”一事何以引发舆情沸腾？人们在意的、敏感的是什么？

　　一是警察来势汹汹的样子。带着警械，从近200公里之外而来，堵在百姓家门口，把当地警察当“空气”，堂而皇之把人铐走。任女士是犯了什么大案？

　　二是执法人员可以为了一个社区支书的近乎一面之词，不惜耗费警力、资金、时间等诸多成本，异地传唤、抓人，是公权力被滥用、私用。

　　三是知法懂法的警察办案可以如此无视规定和程序，如此屁股坐歪到一方当事人那里，为其效犬马之劳。龚先生好奇，如果是任女士被社区支书刘某骂“草包”，任女士去报警，警察会如此上心、如此认真而高规格对待其诉求吗？

　　四是公职人员听不了半句逆耳之词，为了一句“草包”，便如此小题大做，不从自身找原因、不解决问题，而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这不是公权力运行、公职人员履职的正确姿势。若都如此，那些给个别公职部门送“不作为”锦旗、“蜗牛”玩偶的群众，恐怕都难幸免。若都如此，我们的社会治理还能有进步的空间吗？

　　说到底，公职人员的职责就是为百姓服务，其权力也是人民赋予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执法为民，把人民的诉求、群众的呼声当成改进工作的方向、动力，公正用权、依法用权，摒弃特权思想、抵制特权现象，保持基本的谦抑和包容，才是公权力运行应有的姿态，才能赢得公众的支持和点赞。

　　“草包支书”一事，公众关注的不止于如何处理相关当事人，而是希望所有公职人员都能认真思考：公权力该如何行使、为谁行使？之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而言，哪种行为是抹黑、哪种行为是添彩？落实依法治国理念，从类似“反面镜子”中吸取教训，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