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丽华律师在农民工专列上普法

佟丽华办理农民工案件照片

　　■他宁可卖房子也不停止公益事业

　　■他创立全国第一家专门为未成年人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

　　■他主持成立全国第一家专门为农民工提供专职免费法律服务的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

　　■他就是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主任、党的十八大代表和北京市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佟丽华

　　走出大学校门那年，他放弃到中央部委工作的机会，来到条件艰苦的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在这里，他又放着挣钱的商业律师不做，把10多年的精力倾注在费力不赚钱的青少年法律援助、农民工法律维权和农村法律服务等公益事业上。

　　截至2013年年底，全国有超过40万困难群众从他所推动的免费法律服务中直接受益，为农民工讨回欠薪、工伤赔偿款近4亿元。所以，他成了当之无愧的“中国公益律师领军人物”，并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当选为党的十八大代表和北京市人大代表……

　　他就是佟丽华，现任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美国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和国内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

　　【探访佟丽华】

　　宁愿不要房子

　　不能不做公益

　　知道佟丽华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而记者与他见面则是今年1月23日在致诚公益举办的农民工法律援助座谈会上。这次座谈会探讨了112位农民工在河北省廊坊市讨要工资被定性为“恶意讨薪”的成因，以及佟丽华和同事帮助农民工澄清事实，最终让“恶意欠薪”者低头认错的艰难经历。

　　“我小时候家里穷，直到现在，我遇到困难时还经常想起自己是怎么从冀东北山区小县走出来的作为自勉。”他说：“我父亲当过农民工，被欠过工钱，这也是我敬重农民工、理解农民工的原因。”

　　“欠薪被骗受欺负，是忍气吞声还是铤而走险？对不少农民工而言，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佟丽华说：“现实中，由于他们经常求助无门，只能无奈地二选一。若非一个偶然的机会，郭增光等68名河北农民工便走向了不归路。”

　　“那是2003年，郭增光等两年讨薪未果，打算‘每人一刀’把老板砍死，然后集体‘去中南海自首’。经介绍，他们找到了我，经过3年多的法律援助终于讨回欠薪，避免了一次暴力事件的发生。”他告诉记者：“ 也是在这一年，温家宝总理为农民工熊德明讨薪引发全国热议。此时，又有两个在天津打工的发小因讨薪求助于我。这些事情，让我下定决心为农民工维权。”

　　而此时，佟丽华刚刚度过2001年的经济极度困难期，免费为农民工维权等于又增加了一份支出。当年，全国从事公益诉讼的律师寥寥无几，而他将自己前3年做商业律师挣的50多万元积蓄用作启动资金。随后，又欠下几十万元外债，不得不卖掉房子还债、维持生活和继续开展法律援助。

　　“面对困境，有人建议您宣传做公益的困难，以取得社会各界的帮助，但您拒绝了。为什么？”佟丽华说：“我认为公益事业不应该单以悲壮的色彩感动社会。另一方面，公益事业也不应该是单纯的造势运动。即使某些造势是必要的，也不是全部。”

　　佟丽华相信，做公益有困难是正常的，只要坚持理想、讲究方法、付诸行动，总会渡过难关。

　　鼎力相助民工

　　终使老赖还钱

　　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为佟丽华从事的公益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后，进一步坚定了他和同事们的信心。但在办案过程中，他感受到的困难不仅来自于资金，更多的是相关部门有意无意间给弱势群体维权添加的阻力。

　　2001年，郭增光带着67个村民从河北定州来到北京一工地干活儿，因材料供应不上，他们干了一个月便回家了。但是，老板曲文波没有支付他们的33735元工资。 此后，他为了讨薪找曲文波40多次，即使挨了打也没要回一分钱。

　　“老板耍赖，我就通过法律解决问题。但先后找过劳动监察大队14次，区法院11次，市中院3次，还去过建委等10多个部门但都没用。”郭增光说，到了劳动监察大队，他们说：“没有劳动合同，你们去找法院，我们不管！”到了法院，又被告知：“拖欠工资属于劳动争议，找劳动监察大队。”

　　两年后，郭增光找到佟丽华并开启了京城首例状告劳动监察部门行政不作为案。两次行政起诉失败后，他们开始状告违法将工程承包给“包工头”的业主并最终胜诉。而这次胜诉距郭增光开始讨薪之日已经过了整整5年。

　　“好不容易找到了曲文波，他拿出名字是‘曲文坡’的身份证让法官看。”佟丽华说：“如果曲文波此时不认账，就意味法院办了68个错案，农民工白打了3年官司。回过头来，我们还得求曲文波，而他非得把3735元抹了，只同意支付3万元。”

　　“这场旷日持久的讨薪战，换来的只是这样几个数字：在68名农民工中，最多的郭增光，讨回639元。最少的一人，仅174元。”佟丽华说：“郭增光去法院拿钱时，曲文波说：‘你们忙活了5年，不也就是拿到3万块钱吗？’”他认为：“包工头的话不是对郭增光个人的奚落，而是对法律和制度的嘲弄！”

　　佟丽华核算过郭增光案件的维权成本：他先后往返北京不少于70次，承受交通、住宿、餐饮、复印、电话等费用超过5000元；花费时间4个多月，误工损失近万元；为了找到包工头支付信息费1000元。合计1.6万元。如果加上3个律师、法院和劳动等部门的费用，讨回33735元欠薪需支付超过3.5万元的成本。“从这里可以看出，正义的到来是何等艰难？付出的代价何等昂贵？”

　　“联合国开发署原驻华副代表丁雅山女士曾问我：在非洲，很多人只想要救济，即使劳动就能获得收入也不愿劳动。为什么中国的农民工尽管意识到辛苦劳动后有不给钱的风险，还要去劳动？”佟丽华说：“当一个民族牢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劳动致富光荣’这些最基本的生存法则时，这个国家就会稳定和富强。”

　　当违法者无需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时，他们必定会视法律为儿戏。作为人大代表，他就此提出“关于法律援助案件中由败诉方承担法律援助成本的建议”，得到北京市高院的积极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