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坚持秉本执要，反对以西方概念规范中国学术”。百年来，从社会界到学术界，一些人不约而同进行着一项工作，即以西方人的概念规范中国人的行为。对于这种研究方式，姚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所撰写的《论治诸子》中就开始了批评,他认为这样得到的只能是中国学术的皮毛，而不是本质精神。因而他坚持传统学术路径，对西学只做参考，而不为其所左右。对问题不是从理论或概念出发，而是始终面对事物本身。不做长篇大论，而是短小精到，直奔主题，一针见血。不求建构什么大的理论和体系，而是解决阅读中存在的问题，辨明是非，使文本之意义获得澄明。如他的《书注与论书法》《论治诸子》《〈庄子〉内篇间绎》《〈礼运〉大同辨》诸文以及读书札记，无一空论，无一不是为解决读者困惑而发的，实践的意义非常突出。

　　第三，践履“回真向俗”的学术路线。姚先生曾书录章太炎先生《菿汉微言》中“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一节，悬于书屋，这反映了他对太炎先生的怀念，同时也表达着他的学术思想与志趣。姚先生的“回真向俗”，表现在他“以博学为知，以用世为归”的追求中。“真”是对知识的追求，对学术问题的研究，“博学”即体现着对“真”的把握。“俗”则是对现实的关注，对当下问题的思考，把学问变成一种眼光和智慧，来分析处理现实中遇到的难题。现代一些学者热衷于理论创新、填补空白之类的学术工程和荣誉，而姚先生则不以解决学术难题为高，而以解决眼下所需要的问题为要。他认为越是通俗的、普及的，越是最重要的，因而他面对的是更多的人。他觉得自己是教书的，首先需要研究和解决的是教学问题。为了教学之需，他编写了《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史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先秦文学》《汉魏六朝文学》《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等讲义，虽未编讲义但曾讲授过的课目有“说文研究”“庄子研究”“中国戏曲史”“文艺学”“中国文论”“汉书艺文志”“中国文学史十讲”等，还多次应中学教师之需作中学语文教学的专题讲座。尽管这些讲义不是什么高深的学术，但要言不烦的“秉本”之论，却体现了他的学术眼光和功力。其次是解决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包括中小学教材及普及读物中出现的问题。他能在别人以为没有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也能在别人以为有问题的地方发现没有问题，又能将复杂的问题用三言两语说透，这都需要有功力。因此姚先生“回真向俗”的学术思想，体现出的不仅仅是志趣，更重要的是学术水平与胸襟、胆量、境界。

　　人文学科研究的目的，是建造人类精神文明的灯塔，让人类的航母在灯塔的指引下，沿着健康、快乐、幸福的航线平稳前行。姚先生的学术思想与实践证明：坚守中国传统学术正脉，有利于健全人格，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有利于把握和领悟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并在这种精神的驱动下，确立人文学者的社会角色，投身于现实“化民易俗”的实践中，从而完成建造人类精神文明之塔的使命。如何调整当下学术的研究方向与方法，完成人文学科为人类建造精神文明之塔的使命，姚先生坚守中华学术正脉的治学实践，已给出了答案。（刘毓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