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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之路
1946年8月,王西京出生在西安的一个贫苦家庭。“纯属天性,没有家传”的他,从临摹小人书、连环画中的人物开始。
初中时,王西京有幸遇到了启蒙他“真正进入艺术的导师”——画家于正常。
这段师生情缘始于一次偶遇。当时的于正常并非长安画坛很有名望的画家,但却是一位非常正直的知识分子。就在他的个人画展现场,他注意到了一个少年背着画夹每天都要来全神贯注地临摹其画作。
直到画展闭幕的那一天,于正常走近少年,看了他画夹里的画,只说了一句话:“你可以经常到我画室里来。”从此,他们成了忘年之交。恩师的精湛画技和嘉言懿行都成为王西京一生学习的标模。
1966年9月,王西京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西安美院附中并考入西安美术学院。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却彻底毁灭了这个年轻人的深造之路。
学校停招,大学梦碎。
随后,“噩梦”接二连三地袭来。先是父亲的历史冤案,自己也被牵连其中,接着是恩师因为言论攻击“文革”而惨遭冤杀。
“我死不足惜,但愿你成为一个正直的人,千万不要苟合世俗的东西,要有自己的思想,才有你的艺术价值。”每每回忆起于正常临终的嘱咐之言,王西京总是感慨万千。
在1966年至1967年,身为“黑五类”,连红卫兵都不能参加的王西京看着自己身边的老师一个一个被打成了“反革命”全城通缉。于老师的遭遇不能再重复,一种侠肝义胆让他不畏政治和生命的风险,历经艰辛,救助和保护了许多遇难的老师,有的老师被他藏在自己家里和亲戚家里长达一年之久。这些老师至今提起那段历史仍感动不已:“西京当年的做法真是太不容易了。”
一出历史的悲剧让年轻的王西京刻骨铭心,这也构成了他后来表现“英雄主义”的作品中带有强烈悲怆情怀的根本原因。
1984年,王西京创作了中国画《远去的足音》。戊戌变法“六君子”在维新变法失败后壮烈牺牲,百年前那惊心动魄的一幕,正是他心中盘桓已久的题材。
王西京忘不了恩师被押赴刑场的情景,历史的悲剧人物又何止一个于正常。
面对死亡,或怒目切齿,或扶额长叹,或痛心疾首,或万念俱灰,或壮志未酬,或无可奈何,一种“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愤怨与悲怆在这幅画中。人们看到了谭嗣同、林旭、杨深秀、康广仁、杨锐、刘光第诸君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共性下的复杂心理的个性塑造,体悟到了他们壮怀锐意改革、拯救国难的报国之志。
一种崇高的精神气节,一种悲壮的苍凉情绪,王西京在创作中对此境界的渲染,于严谨中显出厚重,在壮烈中透出哀伤。
《远去的足音》虽已远去,但创作于改革开放初期的这幅力作更在于警醒世人。诚如王西京在画的题跋所言:“诸君以身许国,血溅改革之业,激励天下,促民族之觉醒,气贯中华,英魂不逝,诚可歌可泣也。时值改革之年,调丹青,祀六君,与志同者共铭!”
《远去的足音》入选第六届全国美展,画作在南京美术馆的展厅一亮相,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后来,又入选中国美协举办的“百年中国画展”,无可置疑地载入当代中国绘画的史册,成为王西京20世纪80年代中期代表性作品,也是他现实主义题材走向成熟的标志性作品。
20世纪90年代,王西京陆续创作了一批表现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系列作品,生动再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精神风貌,也把他的现实主义绘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王西京善于捕捉伟人独特的气质与神情,把生活中的人物形象进行高度的概括,再以写意笔墨和写实造型深度融合,画面虽是人物的瞬间风采神韵,但留给观者确是“言已尽”而“意无穷”的想象空间。
如《人民领袖》一画,选取了毛泽东主席视察农村,与父老乡亲交谈的情景。空白背景上,王西京着重刻画了领袖侧身而坐时慈祥可亲的神态,生活化的吸烟动作,再加上放在一边的草帽和粗茶碗,虽不对人物和环境作更具体的交代,反而能让观者由此展开丰富的联想,嘘寒问暖的话语声犹在耳畔,领袖和人民间的鱼水情深跃然纸上,以少胜多,言简意赅。
2004年春,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王西京应毛主席纪念堂之邀,带着真情创作了高2.8米、宽6.5米的巨幅肖像画作品《春潮》。在这幅作品中,他以诗情烘托伟大,西方油画的写实语言融进了中国画的笔墨体系之中。雄才大略的邓小平同志迎风信步,背后的惊涛骇浪更是衬托出领袖的坚如磐石、从容不迫,一股改革的春潮在画面中涌动。人物与山水结合,写实与写意相融,中西合璧,《春潮》气壮山河,震撼人心。
2009年,王西京再次接受了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任务,他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为主题创作了《兵谏一九三六》。
这是王西京表现重大历史题材的又一次大胆尝试,他采用了西方写实技巧的明暗法,讲究透视,注重色调,以勾线和渲染相结合的笔墨表现了人物的体积感、质量感、层次感。巨作高3.3米、宽2.5米,画中定格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出扣留蒋介石指令的历史时刻,两位将军以民族大义作出决断的胆识和气魄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是历史的缩影,时代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