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之初，他们请扎巴说唱《门岭之战》部，待把录音部分笔录成文字后，登真老师发现内容不够连贯，前后有些矛盾，就向扎巴请教，当把第一页念给他听后，老人不满意地说：“这不是我唱的，我在西藏的艺人中不是这个（他伸出大拇指），也不是这个（他伸出小拇指），是这个（他伸出食指）。”意为他在西藏说唱艺人中，如果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差的，起码是比较好的。怎么会唱成这个样子？后来登真把他的说唱录音放给他听后，他承认是自己没唱好。

　　老人自有想法，他说，过去有权势的人记录过，没有整理好，如今抢救小组里，除了登真外都是年轻人，怎么可以做好？原来是老人不信任他们。经过耐心的解释工作，他终于放下心来，认真与抢救小组配合，开始了录音工作。

　　在抢救扎巴的实践中，小组成员逐渐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程序。首先，考虑到扎巴年事已高，他们制定了抢救录音要择缺、择优的原则，没有按照史诗的前后顺序录音，而是首先录扎巴说唱的独具特色的部分以及他自己独有的章部，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扎巴说唱的两个珍贵孤本《霍齐巴山羊宗》和《巴嘎拉国王》被保存了下来，这是其他艺人说唱中没有的部分。

　　录音、笔录、整理是最基本的三项工作。抢救小组作了分工，笔录主要由扎西旺堆和强巴旺秋承担，登真和洛桑顿旦做整理工作。经过长期、认真地工作，他们积累了三种本子：第一种是笔录下来的原始手写记录本，第二种是经过整理后的资料本。由于前两种本子都是工作人员用藏文手写体乌梅体写的，而出版社的打字录入人员看不懂这种文体，他们又请专人用藏文印刷体乌坚体重新抄录一遍，成为第三种准备出版的本子，这三种本子反映了抢救扎巴艺人工作的全过程，体现了他们对民间文学传统的尊重与工作的细致入微。

　　这三种本子忠实地记录了扎巴说唱的格萨尔从原始说唱形态到定稿为书面文本的全过程，为人们从事民间口传资料的整理积累了经验，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扎巴老人的杰出贡献

　　在1979年至1986年的8年中，共抢救扎巴说唱26部（包括小宗），目前已出版17本，其中包括他独特的说唱章节，为保护藏族民间文化格萨尔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众多格萨尔说唱艺人中，扎巴德高望重，被视为格萨尔说唱艺人的杰出代表。他高大的身躯以及他那宽阔的胸怀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抢救格萨尔的工作中，他身兼多个第一：

　　第一个被发现的藏族优秀艺人，被称为国宝，后被学者称为中国的“荷马”；

　　第一位被请进西藏最高学府专门从事录音史诗的艺人；

　　第一次在国际学术舞台被世人认识：1985年2月28日在芬兰召开的纪念芬兰史诗《卡勒瓦拉》出版150周年的大会上，我国学者播放了扎巴的史诗说唱录像，第一次向国际学术界介绍了扎巴，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关注。

　　第一位获得政治荣誉的西藏艺人：1981年被选为自治区政协委员、同年当选自治区文联委员；

　　第一位被追认为格萨尔杰出说唱家的藏族艺人：1991年11月2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国家民委、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联民间文艺研究会即四部委追授扎巴为“格萨尔杰出说唱家”。

　　第一位在祖国首都北京为其召开纪念大会的艺人；1987年11月3日，在北京召开了“著名格萨尔说唱艺人扎巴逝世一周年纪念会”。

　　扎巴，一个旧时代的乞讨者，改革开放后不仅安居拉萨，而且成为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参与国是，他由衷地感谢国家给予的荣誉和地位。他曾经说：“在旧社会我是个穷要饭的，今天当了国家的主人，过去没有吃过的，今天吃上了；过去没有穿过的，今天穿上了；过去没有住过的，今天住上了；我要更加努力地说唱格萨尔，来报答这份恩情。”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积极配合抢救小组开展录音、整理工作。他曾不止一次地对女儿白玛说：“我已经80岁了，照我的寿数，阳寿已尽，并且已经又过了4年，我要抓紧时间争取多说一些。”为此，他不顾多病的身体，每日争分夺秒地说唱录音，甚至在生病住院期间也没有停止说唱。

　　由于十余年没有说唱，加之身患疾病，要一部一部地唱出来，实非易事。毕竟多年不唱有些生疏了。为了说好每一部、每个情节、每个人物，他茶思饭想，以至在梦呓中也常在说唱。女儿白玛经常听到父亲在睡梦中时而说唱，时而与人对话，有时一声“啦嗦”过后，又唱了起来。可见说唱格萨尔已成为老人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史诗与他已经融为一体，难解难分。

　　每当工作人员在记录整理中遇到不清楚的地方去请教老人时，扎巴老人总是不厌其烦地予以解答，尽量解决笔录及整理中出现的每一个疑点。一般的格萨尔艺人，当你问到史诗的具体细节时，往往说不出来，需要唱到那里才知道。但扎巴老人却对格萨尔了如指掌，他总是有问必答。对于史诗中难懂的词汇，他都能一一予以解释。对于青海出版的《霍岭大战》，由于是许多学者一起整理的，与口头说唱存在差异，工作人员曾读《霍岭大战》给他听，他就会指出哪个关键部位缺少什么情节、内容。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似乎意识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更加抓紧时间录音，忘我地工作。每次从医院看病返回后，便会立即坐在卡垫上开始说唱。1986年11月3日，扎巴像以往一样坐在那里说唱，一会儿，他对工作人员扎西旺堆说：我累了，休息一会吧。扎西旺堆离开了房间，让老人休息。然而扎巴老人闭上了双眼，再也没有睁开。他就坐在自己每天说唱格萨尔的那块卡垫上离开了人世。

　　扎巴老人留下了近千小时的说唱录音，计26部，虽然没有完成全部说唱，但老人可谓鞠躬尽瘁了。

　　如今，扎巴说唱的格萨尔录音及出版的扎巴本，作为藏族格萨尔口头传统的优秀代表，被保存下来，供后人欣赏、研究，成为格萨尔学领域最可宝贵的遗产，这些遗产的出版及传承又使扎巴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他的慈祥、宽厚与豁达将永远被人们铭记。

　　为民族传统文化保存珍贵的历史记忆

　　经过西藏大学30余年的努力，至今已出版了扎巴说唱本17部，编纂扎巴谚语集一部。几年前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康巴语频道转录了扎巴老人的说唱录音，制成节目播放，在康区百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如今扎巴的格萨尔吟唱依然回响在高原沃土，老人为民族文化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将永存人们心间。

　　西藏大学为抢救工作、录音、记录、整理民间口传资料，进行了最初始的尝试，开创了全国抢救格萨尔艺人的先河，并在工作中不断探索，积累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宝贵经验，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同时在实际工作中培养了一支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队伍。

　　从口头说唱到记录整理成文这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当开始录音时，艺人口头说唱的故事十分生动，但一旦要字斟句酌地一句一句地写下来，就发现许多问题，如顺序混乱、意思不清楚、或是谚语上句或下句的缺失等。这就需要经常与扎巴沟通，从整体上了解该部分的中心内容、言语的核心意思，修改颠倒的顺序，做出符合逻辑的顺通工作。由于常年从事整理，登真与洛桑顿旦积累了许多经验。他们坚持一个原则，就是整理出的格萨尔本子，不仅要提供给文化水平较高的人看，水平不高的人也要能看；同时，不懂文字的人以及儿童也要能听懂。

　　扎巴说唱的史诗是没有目录的，后来为了后人阅读方便，工作人员在整理时加了上去，这样一方面便于阅读，同时也接近藏族的书写模式。具体的做法是：根据讲述内容分成一些自然段落，再根据每一自然段的内容概括出4句话，作为这一段的题记（目录），这4句也是符合扎巴的说唱特点，听起来具有韵律感。

　　为了扎巴说唱本更加吸引读者，他们还尝试着在本子中插图。因为在传统的格萨尔手抄本中，一些比较精致的版本也有插图。他们把艺术系的老师丹巴饶旦请到抢救小组，专门从事扎巴本插图的绘制工作，从1980年到1985年，他先后为扎巴说唱的格萨尔《天岭》《诞生》《门岭之战》《松巴犏牛宗》《霍齐巴山羊宗》等部画插图。这些插图都是以传统唐卡的形式呈现的，如今，他与徒弟共同完成的21幅格萨尔唐卡，完好地保存在西藏社会科学院。

　　从扎巴开始录音至今，这些磁带已经放置了30多年，为了防止磁带的消磁，他们作了多次转录，首先把当年录制的大磁带翻转为1小时的小磁带，后来又做了反复转录，目前在西藏电视台的帮助下，已经逐渐转为光盘。从而使这20世纪80年代格萨尔艺人扎巴的绝唱得到很好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