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也许一时忘记了于蓝的名字,又不熟悉于蓝。她刚要拿稿子看,于蓝已经站起来,带着有些激动的情绪说:主持人我叫于蓝,首先我是大陆的演员,代表大陆电影人应邀参加台湾金马奖,并不是因为我是田壮壮的妈妈才来台湾的。
场面一时陷入尴尬。在我身后一位台湾著名的画家声音洪亮地说道:哇,这么伟大、在大陆很了不起的演员都不知道?真给台湾影人丢脸。
电影《翠岗红旗》剧照
从一九六〇年进北影厂到一九七〇年,在生活中没机会接触于蓝。
一九七〇年元旦过后,进驻北影的军工宣队宣布春节过后北影厂全体人员下放到“五七干校”。北影五七干校校址设在北京大兴天堂河劳教农场。原有的劳教人员集中到团河劳教农场。那年春节是2月6日,1月下旬军工宣队组织一批以年轻人为主的先遣队到干校做筹备工作。我是先遣队成员,出发时看到于蓝也在先遣队里感到很吃惊,先遣队的工作会非常艰苦,她的年龄是不应该参加先遣队的。
北影五七干校分成四个连队,分别在劳教农场三个不同的地点,各自距离几公里的路程。先遣队也按四个连队的人员分开,我和于蓝都在四连的先遣队。我们到了驻地放下背包,军工宣队领导召集开了个短会,便开始修补、打扫破败而臭气熏天的房屋,整理场院,准备农具,建立食堂。军工宣队要求大队人员到达后,变农闲为农忙,抓革命促生产。当时“文革”正处高潮,“北影阶级斗争的盖子还没揭开”(军工宣队语)。于蓝当时属于“黑线人物”“三名三高”,所以我们四连先遣队在干活时成了“哑巴队”,没有人敢互相交流。我很吃惊于蓝干活的泼辣劲一点不输给我们这些年轻人。寒冬腊月,滴水成冰,于蓝干活不戴手套,累活脏活她都抢着干。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在这种无语的劳动中,她的脸上没有愁字、苦字,平静中蕴含着内心的浩然正气。有时我会想起初中语文老师说的“坚韧不拔”,有时会感觉于蓝生活中有江姐(《烈火中永生》),有陶承(《革命家庭》的母亲),有向五儿(《翠岗红旗》)。在她身上有江姐的意志,有陶承的信念与母性,也有向五儿的坚定与坚韧。你分不出是她融于角色,还是角色依附于她,两者之间有一种神合。和她一起生活劳动,你会感觉有很强的磁场在吸引着你。这,大概就是人格魅力。
大约在2月2日、3日,临近春节了,一直不言不语的于蓝突然向军工宣队提出:应该包一顿饺子过年三十。听到于蓝的话大家都愣住了!要知道,在今天这么一句再普通不过的话,在当时可得有相当的勇气。这个建议可以当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抗拒改造加以批评,也可以上纲上线到抗拒毛主席五七指示,把你打成“现行反革命”。大家都不言声时于蓝又补充了一句:在延安条件再艰苦,逢年过节总是要过的。没想到军工宣队竟然同意了。先遣队的气氛顿时松弛下来。下工之后大家都到伙房包饺子。于蓝是东北人,她说包完饺子放在外面冻着,年三十吃冻饺子。我是腊月二十九生人,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除夕和新年。我悄悄给自己过了一个别样的生日。感谢于蓝!
一位台湾的画家竟然用“伟大”来赞誉于蓝。
记者招待会后,我很好奇地问这位画家:你熟悉于蓝?他说:不认识。他来参加金马奖活动就是专门来看于蓝的。我问他:台湾放映过于蓝的电影吗?他笑了,台湾哪里敢?他告诉我:他是台湾花莲人,土生土长。到海外留学是第一次离开台湾。他说:在国外出于猎奇去看的大陆电影。恰巧看到的电影中有三部于蓝主演的《翠岗红旗》《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他说:于蓝的电影改变了我对共产党的认识,所以我要说她是伟大的演员。他还打趣地告诉我,你注意到没有,台湾的公车没有8路,他们心里忌讳八路,连主持人都害怕八路于蓝。
多年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北影小区旁的西土城公园见到于蓝。她已经坐轮椅了。毕竟太久没见面,原本一个充满活力、精神矍铄的于蓝怎么坐上轮椅了,心中不免有些感伤。她向我招招手,我走到她身边向她问好。她双手握着我的手说:小黄好久没见到你了。你的《龙年警官》《过年》我都看了。很好,就要这么拍戏。你也有白头发了,我还叫你小黄呢。她的手暖暖的,我感觉一股暖流从她心里手里流入我的心坎。
今天,于蓝老师走了。
她是那一代从延安走出来的艺术家杰出的代表,她身上的品质体现了延安文艺工作者的集体品质。
正在写这篇追忆短文时,手机响了,中国电影导演微信群里韩志君导演发来一条微信“赵实同志来信:我为于蓝老师献上一曲《夜的钢琴曲5》,感谢她对中国文艺事业和电影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寄托我们对她无限缅怀之情!祈福老人家在天之灵安息!‘永远的江姐’活在我们心中”。
赵实部长做过导演,担任过广电总局领导,中国文联党组书记。但她不是作曲家、钢琴家。视频上三分多钟的钢琴曲却是发自内心的悲鸣。开篇即传递出她的痛,她的落,掷地有声,静夜里无限的缅怀之情。依依残月,肠断关山,孤灯不明,望空长叹……
曾经的电影领导者用这样的方式悼念电影艺术家的逝去。我想这也是中国电影人集体的心声。
写于2020年6月29日夜
与孙道临一起出演电影《革命家庭》
把后半生都献给儿童电影事业
侯克明(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会长)
于蓝老师1981年开始筹建儿童电影制片厂,从北影厂大门里面的一排平房起家,经过十多年努力,终于在西土城2号建起了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厂区旁是职工宿舍,她在塔楼五层的一个普通单元里生活工作了几十年,她离开领导岗位后,她那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客厅,就成了儿童电影人最神圣的殿堂。
别看于蓝老师六十年代就被评为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之一,但她老人家平易近人是出了名的,许多电影人经常跑来请她看剧本、看样片,大家都把见于蓝老师作为儿童电影人的最高荣誉,把她的话当作前进的动力。中小学、少年宫的活动请她出席的就更多了。她过了九十岁生日之后,考虑到她年纪太大了,为了防止她过度劳累,我们让保姆不要接生人电话,或者让客人到儿童电影学会办公室来,我们替她挡驾。但于蓝老师的小客厅却还是人来人往,因为她总是自己接电话,凡有事找她,她都热情接待。来访的不仅有编剧导演演员,还有许多基层儿童电影放映员和学校影视教师,与普通人聊天是她生活的一部分。每天下午或傍晚,保姆总要推轮椅送她到附近的小月河公园散步,她与公园散步的人都热情打招呼聊天,从没有明星架子。据说有一次保姆小谢回家探亲,田壮壮推于蓝老师去小月河散步,公园的朋友们见状都问“于蓝老师换男保姆啦?”搞得田壮壮哭笑不得。
于蓝老师的耳朵背,跟她说话需要大声。我去汇报工作一般都写好材料,打印成大字,方便她看。她每次对我们送去的儿童电影工作文件,都一字一句地看,不明白的,逐一询问。2014年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筹备会员代表大会期间,我们把提前写好的学会工作报告草案送给她审阅,由于文件长,我让办公室先送文件给她,我想过两天去听意见。谁知道她看得很认真,当天就打电话到办公室找我。我急忙赶到她的小客厅,老人家对着文稿,一字一句帮我推敲。最后特别提醒我:“电视新闻播报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工作的讲话,你们要认真组织会员学习,工作报告要体现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