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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烈的妻子是公司铸锻厂的一名普通工人,1999年6月最早一批下岗,直至2011年12月退休,他从没有用手中的权力为妻子谋求一个好一点儿的工作,甚至连一个工人岗位也没有为她保住。
杨奎烈一家三口住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房子里。他一生没住过新房,从来没向组织提过房子的事。在这套几十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看不到任何能谈得上奢侈的物件。
杨奎烈一直从事能源供应工作,涉及项目工程、物资采购等方面,但是他始终是一身清白,两袖清风。2月27日,杨奎烈在弥留之际交代家人:“所有亲属不得向组织提任何要求,后事从简,一切听从组织安排。”他又专门对孙锡峰说:“我死后,就把我的骨灰撒在邙山上,我不愿大家看着我难受,也不愿给组织找麻烦。”杨经理走了,他留下一身正气,带走两袖清风,用自己的一生展现了一名党员干部的崇高境界。 |
在这最后的287天,他有日志记录的参加公司安全工作会议次数就有12次以上,前往工地现场100多次,平均每天接打业务电话20次以上。
杨奎烈除夕那天又偷偷溜出医院,赶到安装现场,不顾同事劝阻,一直和大家忙到晚上6点多,才被强行送回医院。此后从年初一到初十,他先后6次来到制氧机安装现场。
:“我比你们还急,但埋地下电缆的事不能有丝毫马虎,一次就要把事情做对,不能留遗憾!”102高压间完工时,连日苦干使他的体重下降了5公斤多。
“他当过14年的基层工会主席,又是工人出身,所以对工人特别有感情,每次有荣誉,他都让给了一线职工。”何淳说,在自己印象里,奎烈各项工作十分突出,但从未参评过市级劳动模范或五一劳动奖章。
杨奎烈18岁入伍,由于表现突出,很快成为连队骨干,并光荣入党,24岁进入中信重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