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获得首届吴阶平-保罗杨森基础医学奖，图为发表获奖感言的照片。

　　邵峰的笑容中，掩饰不住自豪和些许骄傲。他手中拿着的笔记本，封面印着“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字样，这个被简称为“北生所”的地方，是他成长的“培养皿”。在这里科学是唯一的指向。实验室搞什么课题、钱怎么个花法，科研人员说了算；行政服务人员的绩效甚至由科研人员打分，“我们的理念是把科学当做唯一的、最重要的事儿，一切要服务于它。”

　　邵峰曾借韩春雨基因研究遭质疑的热点，第一时间在网上发文，提出这样的团队模式更利于原创性科研成果的发现，试图为推动科研体制改革建言献策，“很多人误解我当初是要挺韩春雨，我只是把他作为一个话题、一个引子而已。我心里是希望他的成果是可重复的，因为中国科学如果要发展，真正成为世界科学强国，你应该让普通的科学家也有机会绽放，这个国家的科技实力才会算是真正强大。”

　　作为七零后的“海归”科学家，他是为中国“原创性”科研添砖加瓦的拓荒者；作为最年轻的院士，他是为中国科研体制改革献计献策的建言者。爱国的坐标，也无外乎于此，“如果这个人总在舞台上其实他已经结束了，至少对我们做科研的人来说就是这样。别人在台上享受鲜花和掌声时就是你的机会。因为你被冷落在一个不受人关注的角落，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潜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