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工时评：“禁言令”与保护语言的多样性

本网特约评论员 燕楚

    近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出通知，要求播音员主持人除节目特殊需要外，一律使用标准普通话。不得模仿地域特点突出的发音和表达方式，不使用对规范语言有损害的俚语俗词。

    我们注意到，出台这个规定是为了贯彻落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基本要求。其实，我们更清楚，也是为了纠治一个时期以来，广播电视在节目用语方面存在的乃至有泛滥之势的种种混乱现象。诚如通知所言，广播电视作为大众媒体和主流媒体，播音员主持人和嘉宾作为公众人物，必须在推广普及普通话、规范使用通用语言文字方面发挥积极的示范和表率作用。

    然而，笔者却由此番规范化举措想到事物的另一面——那就是保护中国语言的多样性问题。

    中华大地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逐渐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方言作为地域文化的载体，曾经在这片土地上代代传承，生生不息，坚韧地见证着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和承载力。吴侬软语、赣闽客湘，千姿百态的方言，一端连着亲情和乡情，一端连着形态各异的多元文化空间。某种意义上，语言（方言）堪称为文化的“活化石”，在方言中涵蕴着丰富的地域文化基因。

    然而，北方文化成为主流文化后，南方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日益明显，作为其“容器”的方言也难逃衰落甚至消亡的厄运，有的专家甚至断言存在了3000多年的吴语“已经消失”。步入文明社会的中国可以投入大量的资源去保护大熊猫、东北虎、白鳍豚这些濒危动物，却鲜有人关心正在消失的另一种“濒危动物”——方言。两者相较，保护方言的重要性毫不逊色。须知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就储藏和沉淀在语言的多样性中，一种方言的绝迹，意味着一种地域文化的湮灭，兹事不可谓不大也。广播电视拥有范围最广、数量最多和层次最为丰富的受众群体，在此意义上，不仅不应取消使用方言，反而应肩负起保护和发展方言的重任。禁止广播电视节目中讲方言，无异于以公权力对“方言”存在的否定性评价做背书，用阻断方言大众传播的方式减少文化的受众。它释放出的负面信号，不仅仅是对语言多样性的戕害，更重要的是使中华文化面临多样性丧失的考验。

    有人认为，“禁言令”有利于普及和推广普通话。实际上，鼓励推广普及普通话与保护和发展方言，两者从来都不是矛盾。普通话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本身就源于方言、高于方言，是多种方言提炼的结晶。随着地区交流和社会交往的程度加剧，普通话和方言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依共存、不可割裂，如上海话中的沙发、麦克风、马达、马路、洋房等被吸收进普通话，就是简单一例。词汇丰富、贴近草根、运用巧妙的方言源源不断地为普通话注入新鲜血液，让普通话保持着蓬勃的生命活力。普通话不仅不应急于“覆盖”方言，反而应主动地去吸收各地方言的有益成分和营养，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禁言令”恐怕还涉及两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一是如何认识语言发展的规律。语言的发展、衰落以致消亡，都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周恩来总理曾说过：“我们推广普通话，是为的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方言是会长期存在的。方言不能用行政命令来禁止，也不能用人为的办法来消灭。”任何人、任何机构，试图用命令的方式“纯洁语言”，其结果都是徒劳的。二是在文化领域如何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在市场经济社会，公权力（或曰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创造合理公平的竞争环境，完善能够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基本制度，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减少行政管制，鼓励广播电视电影节目内容和形式的创新，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而不是干涉某类节目具体的播出形式。实际上，广播电视节目中是否该说方言，完全可以交给观众和市场来决定。不受欢迎的方言类节目，在市场供求关系的驱动下，会逐渐自行消亡。行政强制、包办代替，这本身就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表现。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们乐见一个和而不同的时代，一个开放、包容、多元的文化强国。而在现代社会推出“罢黜百家”的“禁言令”，窃以为有不智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