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严格的监管”对应的是政府各职能部门；“最严厉的处罚”对应的是行政、司法机关的执法，并指向那些胆敢以身试法的“黑心老板”；“最严肃的问责”对应的则是那些有意无意失职渎职的公务人员。

　　3月19日的《中国青年报》以《“问题猪肉”是如何流向百姓餐桌的》为题，报道了广东省深圳市检察机关近3年来办理涉及猪肉质量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情况，涉及生猪定点屠宰、非法屠宰以及外地猪肉产品，涵盖了猪肉生产供应的主要环节，可谓触目惊心，猪肉安全问题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报道虽发自深圳一地，但从披露的问题状况和症结来看，绝非孤例。食品安全无小事，“问题猪肉”的问题很严重。如何让百姓吃上“放心猪肉”？这无疑是摆在包括深圳在内的不少地方政府部门面前的一道考题，考评的内容是监管绩效、履职能力。

　　从去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部署，到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掷地有声的“三个最严”，中国政府正在发出保障百姓“舌尖上的安全”的最强音，掀起史上最严的监管风暴。其中，“最严格的监管”对应的是政府各职能部门；“最严厉的处罚”对应的是行政、司法机关的执法，并指向那些胆敢以身试法的“黑心老板”；“最严肃的问责”对应的则是那些有意无意失职渎职的公务人员。

　　保障“舌尖上的安全”，既要靠企业“产出来”，更要靠政府“管出来”。

　　根据我国《食品安全法》规定，企业是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主体，应对食品安全负主要责任。令人遗憾的是，这个第一责任主体有时并不可靠。比如，上述报道说，大多数屠宰加工企业未配备肉品检验人员，自检能力薄弱，忽视或怠于履行自检义务。与此同时，违法成本偏低也是导致食品生产企业不负责任的重要原因。上述报道就说，定点屠宰的猪肉都无法让人完全放心，私宰渠道的问题更是触目惊心。对于私宰行为，行政主管部门主要依靠统一部署的专项行动，惩治手段主要是清理、拆除私宰点，没收非法屠宰工具以及做出行政处罚，仅有极少数私宰行为人受到刑事追究。

　　目前我国食品行业实行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全程监管模式，涉及农业、海洋渔业、商务、质监、检验检疫、工商、卫生等众多部门，且越到基层监管力量越单薄。这在客观上削弱了食品监管的效能，导致监管资源整合困难，标准不一，权责不清，存在监管真空、监管缺位等问题，且越到基层监管力量越分散、越难以形成合力。

　　对此，今年全国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呼吁，无缝监管、全程监管。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明确提出：建立从生产加工到流通消费的全过程监管机制、社会共治制度和可追溯体系，健全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层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

　　食品安全监管需要“严守法规和标准”，需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在涉及食品安全的行政审批领域，我们强调对企业而言“法无禁止即可为”，对政府部门而言“法无授权不可为”，但在涉及食品安全的行政执法领域，需要强调法人须“法有禁止不能为”，政府部门要“法有授权必须为”。唯此，才有利于树立食品安全法律制度的权威和尊严，有利于人们形成对于法治的信仰和崇尚。正如有评论所言：食品安全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先有严苛的他律、后才有成熟的自律。

　　关于食品安全，我们已经目睹了一幕幕挑战道德底线的闹剧。但愿在史上最严的监管风暴下，各地真正能对“问题食品”“零容忍”，今后类似“问题猪肉”的曝光案例能够少些，但愿不必辛苦公众一而再、再而三地追问：企业的良知和诚信去哪儿了？部门的监管去哪儿了？法律的尊严去哪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