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取消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3万元、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1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500万元的限制；将企业年检制度改为年度报告制度；放宽市场主体经营场所登记条件；大力推进企业诚信制度建设；推进注册资本由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见10月28日《新京报》）

    这一系列改革措施，可谓“宽进严管”，旨在降低公众创业成本、激发社会投资活力，同时标志着政府转变职能、简政放权迈出了新步伐。

    在人们习惯认知中，为公司注册设置资本门槛天经地义，可以防止“皮包公司”之类现象出现。但与此同时，对公司最低注册资本以及经营场所的限制，一方面会抬高民众的创业成本，让一些有创业愿望、有技术无资金的人望而却步，抑制了社会投资活力乃至经济发展动力；另一方面也使得一些人突破法规界限，采取不正当手段进行公司注册，不仅造成不正当竞争，而且滋生了腐败问题，给有关部门“吃拿卡要”提供了可乘之机。

    在某种意义上，公司注册资本并不是政府必须管的事情。市场经济下，每个人都有创业的权利，只要在经营过程中遵守法律和诚信，不危害社会利益和消费者权益，政府就应允许其成立公司，并且不必过问其注册资本几何。所以，政府的监管重心不应放在注册公司之时，而应放在公司注册之后的经营活动上。眼下，政府在公司注册环节的监管失之于严，对公司经营活动的监管却失之于宽，这种监管方式亟须改变，即变“严进宽管”为“宽进严管”——在放宽公司注册条件限制的同时，大力推进企业诚信制度建设，将企业登记备案、年度报告、资质资格等信用信息予以公示，接受社会监督，提高失信成本。如果说“宽进”体现了政府对民众创业权利的尊重，不该管的事情不管，那么“严管”则体现了政府监管方式的调整，着力管好应该管的事情。

    降低公司注册门槛和创业成本，有利于激发公众的创业热情，给社会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和动力；而将企业年检制度改为年度报告制度、将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则有利于给企业减负，缩减有关部门权力寻租的空间。千千万万小微公司看上去不起眼，却让无数企业主放飞创业、创富梦想，让无数打工者找到赖以生存的饭碗，并能给政府财政收入添砖加瓦。如此利国利民的善政，善莫大焉。

    当然，善政还要切实执行才有意义，要防止一些地方政府部门舍不得放下手中权力，巧立名目对公司注册进行限制，变着花样向企业“吃拿卡要”，政府就必须要转变职能和工作作风，因为要想管好企业，政府首先要管好自己。